敦煌的历史，是一部令中国人骄傲的历史，也是一部令中国人耻辱的历史。
今晚看了央视的记录大片《敦煌》，心情非常的复杂。第一集的主题是“探险者来了”。到了近代，敦煌藏经洞的偶然发现让我感觉很是复杂。敦煌真不该在这个时代被发现，如果再推后两个世纪，也许这些文献经卷能在中国获得更好的保护，而不是遭到西方和东方探险家的劫掠，不会遭到无知中国人的窃取和破坏。
在19世纪初这个时候被无意发现，这是一个国人尚无意又无力保护的时代，内忧外患，让这些珍贵的文献散失海外，飘零九州，细细想想，是让所有中国人都会感觉扼腕叹息的。
20世纪初在敦煌发生的那些让人为之扼腕的事情不堪回首，不过后来国人对这笔珍贵遗产所采取的保护又让我感动，一代代有识之士不惜付出自己的青春和积蓄，投身到敦煌的保护和研究中，让我们不仅对我们中国的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也让我们对我们自身和当前有了更多的了解。
与历史的对话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
题图来自：Flickr ，拍摄：Devin Dong
元祐元年，二月六日，诏修《神宗实录》，命蔡确提举，以邓温伯、陆佃并为修撰官，林希、曾肇并为检讨官。
元祐元年，闰二月八日，诏司马光提举编修《神宗实录》，著作佐郎范祖禹任实录院检讨官。
元祐元年，十月，吕公著奉命提举修《神宗皇帝实录》，范祖禹因亲嫌上《实录院乞避亲状》，请求回避，并免去自己实录院检讨一职。
元祐六年，三月四日，《神宗实录》书成，吕大防上进。
元祐六年，三月十四日，以《神宗实录》书成，范祖禹迁一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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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神宗实录》。
元祐元年二月六日乙丑，诏修。
闰二月，命司马光提举，邓温伯、陆佃并修撰。
十月又以吕公著提举，黄庭坚、范祖禹检讨。
四年，左仆射吕大防提举。
六年三月四日癸亥，书成进呈，上东乡再拜然后开编，大防于帘前进读，诏止读，令进。【七日赐宴于实录院。】丙子，大防等迁秩。
绍圣元年四月戊辰，从蔡卞之请重修。至三年十一月戊辰书成进之。
元符三年五月，左正言陈瓘言：伏闻王安石《日录》七十余卷，具载熙宁中奏对议论之语，此乃人臣私录，非朝廷典册。自绍圣再修，凡日历、时政记、及御集所不载者往往专据此书，追议刑赏宗庙之美皆为私史所攘，愿诏史官别行删修。诏三省同参对闻奏。靖国元年六月壬戌，诏熙宁、元丰事实具备，元祐绍圣编录具存，订正讨论宜公乃心，务不失实。十月，诏前降参取元祐《实录》及删除王安石《日录》指挥更不行。
《玉海》卷四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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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实录》（朱墨本）二百卷
【案，《宋史•艺文志》作三百卷】元祐中，兵部侍郎青社赵彦若元考，著作郎成都范祖禹淳甫，豫章黄庭坚鲁直撰。绍圣中，中书舍人莆田蔡卞元度、长乐林希子中等重修。其朱书系新修，黄字系删去，墨字系旧文。其増改删易处则又有籖贴，前史官由是得罪。卞，王安石之壻，大抵以安石《日录》为主，陈瓘所谓尊私史而压宗庙者也。
《直斋书录解题》卷四
初，治平中司马光奉诏修《通鉴》，祖禹为编修官，分掌唐史，以其所自得者着成此书。上自高祖，下迄昭宣，撮取大纲，系以论断，为卷十二。元祐初表上于朝，结衔称著作佐郎，盖进书时所居官也。后祖谦为作注，乃分为二十四卷。
蔡绦《铁围山丛谈》曰：祖禹子温游大相国寺，诸贵珰见之，皆指目曰：“此《唐鉴》之子。”盖不知祖禹为谁，独习闻有《唐鉴》也，则是书为当世所重，可知矣。
张端义《贵耳集》亦记高宗与讲官言：“读《资治通鉴》，知司马光有宰相度量；读《唐鉴》，知范祖禹有台谏手段。”
惟朱子《语录》谓其议论弱，又有不相应处。然《通鉴》以武后纪年，祖禹独川沈旣济之说，取武后临朝二十一年系之中宗，白谓比春秋“公在乾侯”之义，且曰“虽得罪君子，亦所不辞。”后朱子作《通鉴纲目》，书帝在房州，实仍其例。
王懋竑《白田杂著》亦曰：“范淳父《唐鉴》言有治人无治法，朱子尝鄙其论，以为苟简，而晩年作《社仓记则》亟称之，以为不易之论，而自述前言之误，盖其经历旣多，故前后所言有不同者。”读者宜详考焉，未可执一说以为定也，然则《朱子语录》之所载未可据以断此书矣。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唐鉴•提要》）
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我们已经看到了不少人的反思，如巴金的《随想录》、韦君宜《思痛录》以及不少知识分子关于“反右”、“文革”时期的各种回忆文章等，但大多只是从个人遭际的角度展示“伤痕”，而未能从整体上对这一时代作出更多深入的反思，没有涉及钱理群谈到的诸如知识分子与民众关系，关于启蒙主义、理想主义以及思想与行动的关系等问题，因而不能从理论与实践上探讨这一时代的真正得失，而只能是情绪性的或对新时期“政治正确”的一种反应。关于“新时期”以来的三十年，近年也出现了不少书籍与回忆文章，但大多只是怀旧与“自恋”，而缺少真正的研究与反思，尤其缺少对现实中社会与精神问题的重新发现，从而重新认识自我，重新认识两个“三十年”。
——《读书》2008年12月 第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