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我们已经看到了不少人的反思，如巴金的《随想录》、韦君宜《思痛录》以及不少知识分子关于“反右”、“文革”时期的各种回忆文章等，但大多只是从个人遭际的角度展示“伤痕”，而未能从整体上对这一时代作出更多深入的反思，没有涉及钱理群谈到的诸如知识分子与民众关系，关于启蒙主义、理想主义以及思想与行动的关系等问题，因而不能从理论与实践上探讨这一时代的真正得失，而只能是情绪性的或对新时期“政治正确”的一种反应。关于“新时期”以来的三十年，近年也出现了不少书籍与回忆文章，但大多只是怀旧与“自恋”，而缺少真正的研究与反思，尤其缺少对现实中社会与精神问题的重新发现，从而重新认识自我，重新认识两个“三十年”。
——《读书》2008年12月 第9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