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我们已经看到了不少人的反思,如巴金的《随想录》、韦君宜《思痛录》以及不少知识分子关于“反右”、“文革”时期的各种回忆文章等,但大多只是从个人遭际的角度展示“伤痕”,而未能从整体上对这一时代作出更多深入的反思,没有涉及钱理群谈到的诸如知识分子与民众关系,关于启蒙主义、理想主义以及思想与行动的关系等问题,因而不能从理论与实践上探讨这一时代的真正得失,而只能是情绪性的或对新时期“政治正确”的一种反应。关于“新时期”以来的三十年,近年也出现了不少书籍与回忆文章,但大多只是怀旧与“自恋”,而缺少真正的研究与反思,尤其缺少对现实中社会与精神问题的重新发现,从而重新认识自我,重新认识两个“三十年”。
——《读书》2008年12月 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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