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翔:作为一名羌族研究者,王明珂在灾后第一时间,迅速写出了这篇对汶川灾区少数民族地区地理、民情等方面的资料的文章,这对于当地的抗震救灾工作有很好的指导意义。这是一个满怀责任感的学者,这是一个让我们敬佩的知识分子!其实只要我们情系灾区,情系祖国,情系人民,我们就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为灾区的抗战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

一个羌族研究者对汶川大地震的关怀

王明珂

1994至2003之间﹐我几乎每年都要在川西的阿坝州及北川住上一﹑两个月﹐在此进行结合人类学与历史学的羌族田野调查。汶川大地震的灾区﹐汶川﹑北川 ﹑茂县﹑松潘等地﹐都是我过去曾多次造访的地方﹔这儿有我许多的朋友与回忆。因此﹐这两天我四处联系打探灾情﹐忧心如焚。于此之时﹐我只能提供一些自己所知的讯息﹐让人们多知道一些本地的情况﹐希望藉此能有助于救灾。阿坝州的岷江上游是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山区。由成都平原向西上到高原上3600公尺左右的红原草地﹐中间要经过一些高低的 “阶梯” 地段。本地河谷虽然海拔不高﹐但附近的高山却大多陡拔险峻﹐如同高低两个平原间土地突然起了 “皱折”﹔登上高原后﹐反而山势起伏变得和缓。此地山高谷深﹐河谷平原狭小﹐自古以来这是被称为 “羌人” 的族群所住的地方。本地沿岷江有几个山间城镇﹐由北到南便是﹐松潘﹑茂县﹑汶川﹑映秀﹐这些都是过去中原帝国防范 “羌人” 或 “西番” 的军事重镇。此回震央所在的映秀﹐古称 “娘子关”﹐汶川城区的上方还有古长城及烽燧遗迹﹐都显示本地过去的军事边疆性质。在松潘与茂县之间﹐原来有一古城迭溪﹐也是由军营发展而来﹐现在却无此城﹔这是因为1933年曾发生一场7.5级的大地震﹐震下的山石在此堵住岷江﹐将迭溪整个没入堰塞湖(今迭溪海子)中。岷江有许多的支流﹐如杂谷脑河﹑黑水河﹑永和沟﹑水磨沟﹑松坪沟﹑热务河等等。这些较大的溪流又有些小支流﹐夹在险峻的高山之间﹔一般称为 “沟”。羌族的村落――本地汉话称作 “寨子”――便分布在一个个的沟中。进入一条沟﹐经常先要走过一条跨越溪流的吊桥。然后便沿着小溪前行﹐溪两岸或是高耸光秃的山壁﹐或是茂密的山林。一条沟有时可深达数十公里﹔由最外边的 “沟口” 到最里面的 “内沟”﹐经常要走上4﹑5个小时。沟中的传统羌族村寨﹐多不在溪河边的冲积台地上﹐而是在半山或高山顶上。这一方面是因为过去(1950以前)这儿资源竞争激烈﹐抢夺暴力严重﹐人们不敢住在难防御的低处﹔另一方面是怕低地易受溪河涨水之害。

由溪谷上到羌族村寨﹐近者约需半小时﹐有些高处村寨要攀上两小时或更久。半山或高山上的村寨﹐房屋几乎都是紧紧的聚在一起﹐村中有时还有残存的 “碉楼”﹐一种防御用的石塔。村寨附近较缓和的山坡地﹐海拔约2000-3000公尺左右﹐便是羌族种粮食的地方。村寨上方的森林及山顶草原﹐则是他们挖药﹑放牧旄牛的地方。山间可耕地匮乏﹐由松潘到汶川﹑理县这样的村寨小而分散﹐总数至少百余﹔最小的只有3-5户﹐最大的不过200余户。过去(1950以前)﹐各村寨﹑各沟人群间很少往来﹐所以经常近在数里内的村寨间语言都有些隔阂。虽然解放后治安较好﹐有些高山村寨已移至河谷(称河坝村)﹐但由于河谷的耕地还是有限﹐加上本地的山神及地盘神等信仰﹐因此大多数村寨仍座落在其传统领域所在的半山及高山上。近十年来﹐许多高山村寨已把路修到山上﹔这些人工开凿的土路平时路况便很差﹐可能经不起地震摧残。这些都显示﹐在此救灾十分不易﹐容易有被遗落的山间灾户﹔需耗费很大的人力入山搜救﹐并需有熟知本地村寨分布的当地人﹐以及受过山地训练的军警。

羌族的房屋﹐茂县南路至汶川﹑理县﹐大多为石砌﹑木柱的三层房屋。砌石为墙的技术﹐是川西羌﹑藏族的传统手艺﹐用来盖房子﹑建碉楼及挡土墙。有些高达30公尺的碉楼﹐能经历1933年的强震而保存下来﹐可见此种传统的砌石建筑颇耐震﹐石头缝隙可分散震动。希望羌族村寨里的房子能逃过这两天的强震。茂县北路及松潘各沟的房屋木构较多﹐应更能耐震。对半山及高山村寨威胁更大的可能是泥石流。村寨聚落的上方通常有一片森林﹐这是本地信仰中的神树林。神树林中不准砍伐﹐甚至不准捡柴。当前羌族都认为﹐这是他们老祖宗的智慧﹐为了保护村寨上方的水土所创造的信仰。由此信仰亦可见﹐村寨经常受到泥石流的威胁。此回在强震之后又遭豪雨﹐各沟高半山村寨的安全勘忧。

以个别地区来说﹐茂县分散在各深沟中的村寨最多﹐灾情最不易得知﹐村寨位置高﹐救灾也最困难。离震央较近的茂县黑虎沟﹑三龙沟﹑赤不苏﹐汶川的龙溪沟﹐理县的蒲溪沟等﹐原来大多是本地最穷困的地方﹐村寨多在相当高的地方﹐救灾不易。岷江右岸的永和沟﹑水磨坪﹑雁门等地村寨离河谷较近﹔相对于左岸的高山村寨来说﹐本地村寨人口较多。村寨居民有储存粮食﹑木材﹑猪膘的习惯﹐受困短时间内不致断粮。但山区医疗几乎全无﹐地震及土石流带来的灾害应很严重﹐伤者与遇难者急需外界医疗援助。大陆近年来的手机基地台几乎无所不在﹔这些偏远地区也不例外。尽快让手机讯号畅通﹐或空投无线通讯设备进入山区﹐让山间村寨的灾情得以传出﹐是目前最迫切的事。目前救灾循岷江由南往北进入羌区﹐自然是为了抢救人口众多﹑受创严重的城镇居民。但沿着河谷的路易坍方﹐在灾后极不易开通﹐ 开通后也不易稳定。因此在茂县﹑汶川县城附近或南星﹑雁门等有开阔废农地的地方开辟直升机停机坪﹐建立起人员物资的运驳站﹐是非常急迫的事。

几个山中县城﹑小镇﹑街市﹐如汶川﹑茂县﹑北川等县城﹐以及映秀﹑绵箎﹑南星﹑土门等镇集﹐都是人口较稠密的地区。钢筋水泥的三至六层的建筑在此最普遍﹔ 台湾9·21大地震的经验是﹐这些房子最不耐震。由于人口较密﹐又常沿山坡建筑或挖开山壁来建屋﹐因此在地震中人员伤亡最为严重。
震央所在的映秀﹑三江口﹑草坡等地﹐目前音讯全无﹐情况更让人担心。这儿过去是汉﹑藏﹑羌三种民族混居的地方。明代来自宝兴的瓦寺土司﹐在汶川与三江口之间建立了几个村寨﹐统治当地羌民。后来由于汉化﹐这儿大多成了汉人之区﹐只有草坡﹑耿达等地部分村寨居民成为藏族。这一带我未作过调查﹐状况不熟悉。

茂县之西的北川﹐属湔江流域﹐与岷江流域的羌族地区以大山(土地岭梁子)相隔。此地属绵阳地区﹐本地山间居民在历史记载上也是 “羌人”﹔吐蕃王国曾扩张至本地北方边缘﹐因此过去也有人自称藏族。无论如何﹐在清代民国时本地民众深度汉化。1980年代以来﹐本地人才逐步恢复其羌族认同﹔目前本地羌族人口占总人口的40%有余﹐因此前些年北川成立为羌族自治县。对此居功阙伟的北川民宗局长王泽元是我的老友﹐在北川成为羌族自治县前因车祸下半身瘫痪﹐目前我仍不知他的讯息。本地山势较缓﹐可开发的山地较多﹐明清以来有大量汉人到本地开荒。因此﹐究竟谁是羌人﹑谁是汉人﹐在此是相当模糊的。本地村落农舍多为传统汉式﹐或已改建为水泥房子﹐因此已非 “寨子” 而为村落﹔村落房屋也非聚在一起﹐而是有些分散。湔江在北川有四条主要支流﹐皆由北南流汇入湔江﹐它们是﹐青片河﹑白草河﹑白泥河﹑都贯河。这四条支流﹐ 愈往上游去﹐山地愈狭陡﹐羌族愈多﹐当地居民的生活也愈困难。近年来北川几度闹水灾﹐这几条河的上游都是泥石流易发的地区。由于接近汉区﹐开发早﹐本地山间村落人口远较汶川﹑茂县等地稠密﹐山坡被耕地破坏较深﹐汉式的农舍可能较不耐震﹔这些因素都使得北川山间村落受灾严重﹐亟待迅速援救。县城曲山镇原来很狭闭的小镇﹐后来是在与山争地下才扩建成当今规模﹔此是否与受灾严重有关﹐则有待专家考察。

羌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人口约只有30余万﹐分布在川西阿坝州的松潘﹑茂县﹑汶川﹑理县及北川等县﹔因此几乎所有羌族聚居的村寨﹑城镇都在灾区之内。这样一个 “少数民族”﹐在中国民族关系中意义却很大。他们是汉人历史记忆中 “氐羌系民族” 的古老核心与今日孓遗。“氐羌系民族” 的活动地区﹐据中国历史文献记载﹐由今日青海东部沿青藏高原的东缘﹐直到云南西北部。由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国的东向扩张﹐本地区也曾进入吐蕃之势力范围。因此这一地区在古藏文书记载中又是 “康” 或 “朵﹑康”﹐是古吐蕃原人六族中的边缘族群所居的地方。也就是说﹐青藏高原东缘高山纵谷地区(今常称藏彝走廊)的人群﹐在汉﹑藏眼中都是 “我族” 的一部分﹔羌族与邻近过去被称作西番的藏族﹐是汉﹑藏的共同 “兄弟”。这些山间的河谷﹐在历史上又常是许多逃难的川西汉人与藏南河谷藏人的庇护所﹐因而在此地带上各个族群之血缘﹑文化都混合着汉﹑藏与本地因素。我关于此的一本书《羌在汉藏之间》﹐其主旨便在说明汉藏之间有一共同的﹑模糊的边缘。

前不久的西藏事件过后﹐大家关心中国与达赖所代表的团体谈判可能障碍是 “大西藏主义”﹔所谓 “大西藏主义”﹐主要便是把青藏高原东缘及附近地区﹑人群(包括大多数氐羌系民族)纳入高度自治的西藏内。“边缘” 可作为双方争夺的对象﹐也可作为联系﹑沟通双方的桥梁。希望在此地震的救灾中﹐各界都多思考此救灾在中国历史与民族现实上的巨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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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按:要和地震这样的天灾作斗争,我们只有依靠科学。我国东汉时期的科学家“张衡”经过孜孜不倦的研究和探索,在两千多年前就研制出了世界上最早的测量地震的仪器——地动仪!先贤为我们今后的抗震工作树立了好的榜样,我们也应该加强对地震的科学观测、预报并科学的开展灾后的救援和重建工作!
从小学的课本上我就知道了张衡和他的地动仪,但后来我知道,以前我对地动仪的认识是错误的。地动仪不是预测地震,而是测量地震的仪器!我问过周围的很多朋友,他们和我有同样的错误认识,所以在文前说明,以一起大家的注意!

张衡连续做了6年的太史令,到安帝建兴元年(公元121年), 被调任公车司马令。公车司马令的官署设在皇宫的南阙门旁,职责是保卫皇帝的宫殿,通达内外奏章,接受全国官吏和人民的献贡物品,以及接待各地调京人员等 等。把科学家张衡调到这样的一个职位上,充分说明封建皇帝如何不重视科学,不让有天才的人有充分发挥才能的机会。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岗位上,张衡还是利用 一切可能利用的时间和精力,继续进行学术研究。除了天文学以外,他还对数学、物理和机械制造等方面,下了很大的苦功。我们曾提到张衡的数学名著《算罔论》 以及制造的计里鼓车,指南车等等,都是在张衡就任公车司马令时苦心钻研的结果。

到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张衡又被调任太史令。这是张衡第二次做太史令。当时有一些热衷于名利的人乘机嘲笑张衡“辄积年不徒”,不得提升,讽刺他宦途不顺,“去史官5载 而复还,非进取之势”,是倦鸟归飞,仍回旧巢,攻击张衡“与世殊技,固孤求是”。还有人把张衡创制的科学仪器看作是“屠龙之技”,认为是“艺成而下”的小 道。也有人嘲笑张衡“不务正义”,认为张衡如果把精力用在作官上的话,早就能升官了。面对统治阶级的冷遇和传统势力的冷嘲热讽,张衡特地写了一篇名为《应 间》的文章来答复这些“刻舟求剑,守株待兔”的目光短浅之人的嘲笑。

张衡在《应间》里不仅清楚地表明了自己在研究学问上是抱着“约己博艺,无坚不钻的信心和决心,以及“不耻禄之不伙,而耻智之不博”的谦虚态度;同时也表示自己不愿同那些贪图名利、目光短浅的人去争长短,自己坚持着“方将师天老而友地典,与之乎高睨而大谈”的广阔胸怀。

除了浑天仪外,张衡在世界科学史上另一个不朽的创造发明——地动仪,就是在他第二次担任太史令期间研制成功的。发明于公元132年(阳嘉元年)的地动仪,是世界上第一台测定地震及其方位的仪器。地动仪的发明,在人类同地震作斗争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从此,开始了人类使用仪器观测地震的历史。

我国是一个地震比较多的国家。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一直在顽强地同地震灾害作斗争。早在3800多年前,我国便已经有了关于地震的记载。晋代出土的《竹书纪年》中记载,虞舜时“地圻(裂)及泉”,可能就是指的地震;最明确的报道,是夏代帝发7年(约公元前1590年)的“泰山震”,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震记录;《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报道的地震情景说,“烨烨(yìyì,意为火光很盛)震电,不宁不令(意为不合时令,使人不安宁),百川沸腾,山冢(山顶)■(即断“崩”)。据考证,这是周朝末年(公元前780年)陕西一带地震引起山崩的生动记载(前二句可能是“地声”、“地光”结合的地震前兆);公元前三世纪的《吕氏春秋》里记载了“周文王立国8年(公元前1177年),岁6月,文王寝疾5日, 而地动东西南北,不出国郊。”这一记载明确指出了地震发生的时间和范围,是我国地震记录中具体可靠的最早记载。此外,在《春秋》、《国语》和《左传》等先 秦古籍中都有关于地震的记述,保存了不少古老的地震记录。从西汉开始,地震就被作为灾异记入各断代史的“五行志”中了。

东汉时期,我国地震比较频繁。据《后汉书·五行志》记载,自和帝永元4年(公元92年)到安帝延光四年(公元125年)的三十多年间,共发生了二十六次比较大的地震。汉安帝元初6年(公元119年),就曾发生过两次大地震,第一次是发生在2月间,京师洛阳和其他42个郡国地区都受到影响,有的地方地面陷裂,有的地方地下涌出洪水,有的地方城廓房屋倒塌,死伤了很多人;第二次是在冬天,地震的范围波及8个郡国的广大地区,造成了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当时人们由于缺乏科学知识,对于地震极为惧怕,都以为是神灵主宰。

张衡当时正在洛阳任太史令,对于那许多次地震,他有不少亲身经验。张衡多次目睹震后的惨状,痛心不已。为了掌握全国的地震动态,他记录了所有地方上发生地震的报告,在他已有的天文学基础上,经过长年孜孜不倦的探索研究,终于在他50岁的时候(公元132年),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架用于测定地震方向的地震仪—地动仪。

据《后汉书·张衡》记载,地动仪是用青铜铸成的,形状很象一个大酒樽,圆径有8尺。仪器的顶上有凸起的盖子,仪器的表面刻有各种篆文、山、龟、鸟兽等花纹。仪器的周围镶着8条龙,龙头是朝东、南、西、北、东北、东南、西北、西南8个 方向排列的,每个龙嘴里都衔着一枚铜球。每个龙头的下方都蹲着一只铜铸的蟾蜍,蟾蜍对准龙嘴张开嘴巴,象等候吞食食物一样。无论哪个地方发生了地震,传来 地震的震波,哪个方向的龙嘴里的铜球就会滚出来,落到下面的蟾蜍嘴里,发出激扬的响声。看守地动仪的人听到声音来检视地动仪,看哪个方向龙嘴的铜球吐落 了,就可以知道地震发生的时间和方向。这样一方面可以记录下准确的地震材料;同时也可以沿地震的方向,寻找受灾地区,做一些抢救工作,以减少损失。

汉顺帝永和3年(公元138年)2月3日, 安放在京城洛阳的地动仪的正对着西方的龙嘴突然张开,一个铜球从龙嘴中吐出,掉在蟾蜍口中。可当时在京城洛阳的人们对地震没有丝毫感觉,于是人们议论纷 纷,怀疑地动仪不灵验;那些本来就不相信张衡的官僚、学者乘机攻击张衡是吹牛。可是没隔几天,陇西(今甘肃省东南部)便有人飞马来报,说当地前几天突然发 生了地震。于是人们对张衡创制的地动仪“皆服其妙”。陇西距洛阳有1000多里,地动仪标示无误,说明它的测震灵敏度是相当高的。据《张衡传》所记洛阳人没有震感的情况来分析,地动仪可以测出的最低地震裂度是3度左右(按我国12度地震烈度表计),在1800多年前的技术条件下,这可以说是一项非常伟大的成就。

张衡的地动仪创造成功了,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架记录地震的科学仪器。在国外,过了一千多年,直到公元13世纪,古波斯才有类似仪器在马拉哈天文台出现;而欧洲最早的地震仪也是出现在地动仪发明1700多年以后了。

然而,由于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对于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创造素来不加重视,所以张衡在地震方面的研究和发明,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地动仪创造出来以后,不仅没有得到广泛地推广使用,就连地动仪本身也不知在什么时候毁失了,这实在是科学技术史上的一大损失。

张衡地动仪的内部结构原 理,史书上的记载非常简略,使人无法详知,这是很令人遗憾的。在张衡以后,我国历史上有几位科学家对于地动仪有过专门的研究。例如南北朝时的河间(今河北 省河间县)人信都芳曾经把浑天、欹器、地动、铜乌、漏刻、候风等机巧仪器的构造,用图画绘写出来,并且加以数学的演算和文字的说明,并把这些资料编成一部 名叫《器准》的科技名著;隋朝初年的临孝恭也写过一本《地动铜仪经》的著作,对地动仪的机械原理,作了一些说明。但是这些重要著作,也没有能够留传下来。 近代中外科学家做了不少研究工作,提出了一些复原方案。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了王振铎复原的张衡地动仪模型。但是在准确测定地震方向的问题上,王振铎的模型和《后汉书·张衡传》中的记载仍有出入。

张衡地动仪的内部机械的具体构造,虽然早已失传了,可是近年来我国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凭借他们所掌握的现代科学知识,依据《后汉书·张衡传》的有关记载,参照考古资料,经过多方面的探索,终于考证推论出1800多年前张衡制造的地动仪的机构原理,并且设计了这座仪器的想象图。

《后汉书·张衡传》中所载 地动仪“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关发机”,这是地动仪的主要结构。根据许多学者的反复研究,张衡地动仪的基本构造符合物理学的原理,它同近代地震仪一样, 是利用物体力学的惯性来拾取大地震动波,从而进行远距离测量的。这个原理到现在也仍然在沿用。王振铎先生比较正确地推断出这座仪器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 是竖立在仪器樽形部位中央的一根很重的铜柱,铜柱底尖、上大,相当于表达惯性运动的摆,张衡叫它作“都柱”;另一部分是设在“都柱”周围和仪器主体相接联 的八个方向的八组杠杆机械(即在都柱四周围连接八根杆子,杆子按四面八方伸出),直接和八个龙头相衔接)。这八根杆子就是《后汉书·张衡传》中的“傍行八 道”,也就是今天机械学上所说的“曲横杆”。这两部分都设置在一座密闭的铜体仪中央。但因为“都柱”上粗下细,重心高,支面小,象个倒立的不倒翁,这样便 极易受震动——即令是微弱的震动——而倾倒。遇到地震时仪体随之震动,只有“都柱”由于本身的惯性而和仪体发生相对的位移,失去平衡而倾斜,推开一组杠 杆,使这组杠杆和仪体外部相联的龙嘴张开,吐出铜球,掉在下面的蟾蜍口中,通过击落的声响和铜球掉落的方向,来报告地震和记录地震的方向。

张衡设计的地动仪,也是他 的唯物主义自然学说的形象体现。地动仪的仪体似卵形,直径和浑象同样大,象征浑天说的天。立有都柱的仪器平底,表示大地,在天之内。仪体上雕刻的山、龟、 鸟、兽象征山峦和青龙、白虎、云雀、玄武二十八宿。乾、坤、震、巽、坎、离、艮、兑等八卦篆文表示八方之气。八龙在上象征阳,蟾蜍在下象征阴,构成阴阳、 上下、动静的辩证关系。都柱居于顶天立地的地位,是按照古代“天柱”的说法作的布局。而其中的机关自然是采用了杠杆结构。

张衡的这一卓越发明,不仅体现了科学家的智慧和创造精神,而且也反映了我国东汉时期的先进科学文化水平,这是令我们感到无比骄傲的。

除了地动仪外,张衡还创造 了另一个气象学上的仪器,这就是候风仪。以前许多人以为“候风仪”和“地动仪”是同一种仪器,据最近科学家的研究,这种认为是错误的。《后汉书·张衡传》 里“阳嘉元年,复造候风、地动仪”这句话,是说张衡在当年同时创造了候风仪和地动仪两个仪器。不过《后汉书·张衡传》中没有记载候风仪的构造。现在我们把 有关候风仪的情况介绍一下。

竺可祯先生在《中国过去气 象学上的成就》一文里写道:“在气象仪器方面,雨量器和风信器都是中国人的发明,算年代要比西洋早得多。《后汉书·张衡传》:‘阳嘉元年,复造候风、地动 仪。’《后汉书》单说到地动仪的结构,没有一个字提到候风仪是如何样子的,因此有人疑心以为候风、地动仪是一件仪器,其实不然。《三辅黄图》是后汉或魏晋 人所著的。书中说:“长安宫南有灵台,高15仞,上有浑仪,张衡所制;又有相风铜乌,遇风乃动。’明明是说相风铜乌是另一种仪器,其制法在《汉书》上虽然说得不详细,但是根据《观象玩占》书里所说的:“凡俟风必于高平远畅之地。立5丈竿,于竿者作盘,上作三足乌,两足连上外立,一足系下内转,风来则转,回首向之,乌口衔花,花施则占之。’即可以知道张衡的候风铜乌和西洋屋顶上的候风鸡是相类似的。西洋的候风鸡到12世纪的时候始见之于载籍,要比张衡候风铜乌的记载迟到1000年。”

除竺可祯先生的论证之外,另外还有三项有关候风仪的资料。(一)、《后汉书·百官志》中注载太史令的属官有灵台特诏42人,其中有3人 是专管“候风”这一项职务的。因此可知制造候风仪,观测气象,是张衡做太史令时职务范围以内的事情;(二)、《西京杂记》中载皇帝仪仗队里有“相风乌车” 一项。依此我们可以推知“相风乌”这种仪器,不仅安置在灵台上,同时也可以装置在车辆上面。候风仪的发明可能是在张衡之前,张衡制造的候风仪虽然有所改 进,但已不是特别突出的新发明,因而史籍也就不详细记叙了;(三)、北魏时信都芳所著《器准》一书,把地动、候风、铜乌并列做三项;隋代临孝恭所著的《地 动铜仪经》,不带“候风”二字。因此,我们一方面可以推想铜乌和候风这两个器物的构造可能是不完全相同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地动仪和候风仪是两种完全 不同的仪器。

张衡在创造地动仪以外,制造了候风仪,是可以肯定的。通过这些论证,也可以窥见我国两汉时代在气象仪器上的创造和应用方面的部分情况;同时又证明张衡对职务认真负责,并能在科学研究上结合实际,善于学习前人的科学经验而有所创新改进,是我国科学史上的伟大先驱者。

源文档 <http://www.bjkp.gov.cn/bjkpzc/kxcl/rw/fmj/8501.shtml&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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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浪博客上看到这篇文章,感觉说的也蛮在理,确实发出了一些不同的声音。再看看网友在文章后面的留言,有不少出言也太冲了,火气不小。细读一下文章,作者一上来就点明了自己对柏杨先生的态度,文中的论证也都在理,我想对于这样的文章,大家还是多包容一些。

对柏杨先生的一些观点进行一些商榷,并不会把柏杨先生打翻,反而会有利于更加深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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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先生逝世了。本应为逝者讳的。但是这里只想探讨一些文化问题,所以应该不算是对柏杨先生不敬吧。用意也是希望对中国文化有个更清楚一点的认识。想必跟柏杨先生的追求不悖吧。

  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柏杨先生说了一些他的看法。但是他不懂真正的中国文化。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很有误导作用。柏杨被很多人追捧,更证明了中国人对自身文化的误读。这种误读,对中国的发展没有好处。

  柏杨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很歪曲。他把中国文化定位为“酱缸”文化,就是他在以自己对中国文化歪曲而粗浅的认识误导中国人。柏杨拉拉杂杂的说了那些中国人的陋习,可那都是些市井陋习,脏乱差、大嗓门、不团结,还有就象缠足之类,这些东西,能代表中国文化吗?

  中国人是丑陋,可是不应该因此把中国文化都打倒啊。你说中国文化是酱缸,等于你一棍子把中国文化都打死了,是很不公平而且显得您自己也对中国文化很不了解的啊。

  中国人丑陋,那是近一百多年的事。唐宋元明一直到清朝中叶,中国人作为整体都是文明的。只要真正的文化精神彰显,一个民族就是文明的。18世纪的时候,欧洲人还热中学中国文化,兴起“中国热”呢。不能只短视地看到这一百年,就否定全部啊。

  中国人的丑陋,正是中国人自己丧失了真正的文化精神的结果。柏杨先生不因此怪中国人,来怪中国文化,说明先生您不懂中国文化呀。

  中国人没有了“吾日三省吾身”的精神,没有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没有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精神,那中国人不沦落为脏乱差,那倒就奇怪了。是到了清朝末期,才有了把衣服晾在炮筒子上的军队,才有了吸食鸦片为乐的国民,这些没有了灵魂的表现,正是丢失了中国文化精神的结果,不能怪中国文化啊。

  柏杨先生批判的脏乱差这些陋习,到今天有没有多少真的改进?是有一点改进,但跟柏杨先生的批判应该没有太大的关系。

  文化是一个民族前进的根本动力。中国在以世界瞩目的速度前进着,就证明中国文化精神生生不息的力量。中国人又能开始慢慢回归文明,就证明了中国文化自身的反省能力。这不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优点是什么?而这也正否定了极端否定中国文化的柏杨先生们的看法呀。

  中国人应该认识到中国文化的精华所在并努力地发扬,而不是还在哀叹自己的文化是酱缸而要全盘否定啊。批判国人的陋习的用心是好的,却不必硬拉扯着把中国文化都绑架了的.

  当年,柏杨回答陋习难以改进的问题时说:“是文化的原因,因为文化改变太难了!”实际上,是因为他没有说到文化的本质。把脉不准,开药有什么实际的效果呢?

  柏杨说,孔丘之后,没有出一个思想家!这是多么不公正的评价。这话意思,好象中国只有孔子一个人。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岂是一个人的力量能创造的?中国的思想家,不是只有所谓的儒家啊。老庄不是思想家吗?禅宗祖师的智慧,六祖惠能的智慧,不比孔子吗?北宋王安石当年张方平有一段对话。王安石说:“孔子去世百余年而有孟子,其后绝而无人。”张方平:“岂无人耶?亦有过于孔孟者也。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于释氏矣。”当时众人叹服张方平的见解。有没有名气是一回事,是不是思想家,是另一回事啊。  既然是文化学者,就应该懂得中国文化的基本脉络才对。可是柏杨先生的话却离基本水准都差不少呢。柏杨先生说这话,好象孔子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实际上,中国几千年,有多少时候是用的孔子思想呢?孔子思想到底是什么呢?儒家思想又是指什么呢?这些问题都没有弄清楚就开始批判中国文化,是不公正的啊。

  《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引用了《淮南子》中两则故事:

   其一:

   人有嫁其女而教之者,曰:“尔为善,善人疾之。”“然则当为不善乎?”曰:“善尚不可为,而况不善乎?”

   其二:

   赵母嫁女,女临去,教之曰:“慎勿为好。”女曰:“不为好,可为恶耶?”母曰:“好尚不可为,其况恶乎?”

   柏杨说,他没有看懂,还说“听了比没有听还糊涂”。还说,谁懂这故事的意思,他输钱。

   到这里终于可以知道,为什么柏杨不懂中国文化了。而他自己不懂还想当然以为别人都不懂,更是有些自以为是的嫌疑了。

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5917b101009eg7.html

【转载】苏轼知密州、登州 (下)

苏轼知密州、登州及往返途中,既怀想亡妻,又思念胞弟;既广交新朋,又不忘老友,其思亲、交友之所作所为,感人肺腑,… 继续阅读【转载】苏轼知密州、登州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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