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治平中司马光奉诏修《通鉴》，祖禹为编修官，分掌唐史，以其所自得者着成此书。上自高祖，下迄昭宣，撮取大纲，系以论断，为卷十二。元祐初表上于朝，结衔称著作佐郎，盖进书时所居官也。后祖谦为作注，乃分为二十四卷。

蔡绦《铁围山丛谈》曰：祖禹子温游大相国寺，诸贵珰见之，皆指目曰：“此《唐鉴》之子。”盖不知祖禹为谁，独习闻有《唐鉴》也，则是书为当世所重，可知矣。

张端义《贵耳集》亦记高宗与讲官言：“读《资治通鉴》，知司马光有宰相度量；读《唐鉴》，知范祖禹有台谏手段。”

惟朱子《语录》谓其议论弱，又有不相应处。然《通鉴》以武后纪年，祖禹独川沈旣济之说，取武后临朝二十一年系之中宗，白谓比春秋“公在乾侯”之义，且曰“虽得罪君子，亦所不辞。”后朱子作《通鉴纲目》，书帝在房州，实仍其例。

王懋竑《白田杂著》亦曰：“范淳父《唐鉴》言有治人无治法，朱子尝鄙其论，以为苟简，而晩年作《社仓记则》亟称之，以为不易之论，而自述前言之误，盖其经历旣多，故前后所言有不同者。”读者宜详考焉，未可执一说以为定也，然则《朱子语录》之所载未可据以断此书矣。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唐鉴•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