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编集

朱熹把在写《祭仪》过程中收集到的《通典》、《会要》以及唐宋诸家的祭礼编为《古今家祭礼》一书,在淳熙元年序定印行,书中一共收编了十六家。后来他又从尤袤那里得到三家,在淳熙八年重新补订,由郑伯熊刊行。

在《跋古今家祭礼》中他认为:“古今异便,风俗不同,虽有崇儒重道之君,知经好学之士,亦不得尽由古礼以复于三代之盛。”因此,他对礼主张“因时述作,随事讨论”,明确宣布了他同拘拘俗儒《礼》学大异其趣的基本礼学思想。

北宋景祐二年(1035年),石介在京东路奉符(今山东泰安市)创建泰山书院,并敦清孙复主持书院教学。书院主持和受业门人及支持赞助者组成的学术团体,被称为泰山学派。泰山学派作为一个学术团体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宋代儒学复兴中占据重要地位。

泰山学派推动了疑经学风的形成。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及其经典被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们对经典不敢有什么怀疑, 甚至对经师们所作的注疏也不敢怀疑。如此一来,充满理性精神的儒家学说在汉唐儒者手中便成了僵死的条文。到宋代,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而在这一变化中, 泰山学派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研究儒家经典时,往往抛开前人成说,自寻义理,以自己的思想去理解领会儒家经典,表现出独立的见解。泰山三先生之首孙复以 治《春秋》名世,著《春秋尊王发微》。欧阳修在《孙明复先生墓志铭》中说:“先生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其言简易,得于经之本义为多。” 晁公武评价孙复在《春秋尊王发微》时说:“不取传注”,“其言简而义详”。陈振孙也称赞其“不惑传注,不为曲说,真切简易”。泰山学派的核心人物石介对经 学也很有研究。他认为自韩愈死后数百年,异端肆行,邪说蔓延,各家注疏已严重背离先儒经典,不足为解经的凭据。泰山学派对汉唐注疏的认识,推动了宋代疑经 改经学风的形成,逐渐使汉唐注疏之学转向义理之学。

泰山学派推崇孟子。孟子在宋以前的地位并不高,《孟子》一书并未入经,只能归入“子部”,直到南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才把《孟子》正式列入“经 部”。唐以前,孟子在人们心目中只是一般的儒者,并不能与孔子并提,人们所称的“孔孟之道”是后来的事。在孟子地位的提升过程中,泰山学派发挥了巨大的作 用。孙复在《春秋尊王发微》中,把孟子看作是“道统”链条中继孔子之后的首要环节。他说:“孔子既没,千古之下,攘邪怪之说,夷奇险之行,夹辅我圣人之道 者多矣。而孟子为之首,故其功钜。”(《孙明复小集》)孙复的弟子石介,把孟子抬得更高。石介倡导“道统”,把孟子看作是自孔子之后“道”的承继者。他认 为,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子之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孔子之后,“道”的发展出现断裂,至盂子,始又发扬光大。石介在当时政界及学术界都颇具影 响,以其为核心的泰山学派的尊孟言行直接影响到当时的学术取向。在泰山学派的努力推动下,孟子的思想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孟子的地位也随之越来越高。宋 神宗元丰年间,学统四起,学派纷出,洛学、关学、新学各派都尊崇孟子,《孟子》一书也由“子”入“经”。至南宋时,著名理学家朱熹将《论语》、《孟子》与 《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合编为《四书》,作《四书章句集注》。自此,孟子与孔子得以相提并论,人们遂把孟子的学说与孔子的思想合称为“孔孟之道 ”。

泰山学派以卫道士身份极力排斥佛、道,捍卫儒学的正统地位。佛教传入中国之际,正值两汉经学呈各守门户、固步自封、因循守旧之态,因此没有力量抵抗佛 教的冲击。汉魏以后,佛道势力的膨胀,严重冲击了儒学的地位,也冲击了封建的纲常秩序,以儒家正统思想自居的泰山学派,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他们的排佛、老 斗争。孙复针对佛、老盛行的社会现实,极力倡导“道统”,意在复兴儒学。他在泰山讲学时的居所曰“信道堂”,表示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捍卫孔子之道。面对 佛、老对儒学的冲击,他奋起而作《儒辱》,号召人们对佛道鸣鼓而攻之,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石介在排佛、老方面更为激进,写有《怪说》、《中国论》、 《辨惑》、《读原道》、《尊韩》等文章,抨击佛、道,捍卫儒学。石介排佛、道有两面旗帜,一是先王之道,即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子之道,具体说 就是儒家的伦理道德;二是夷夏之辨,石介把佛、道称为“夷教”、“胡教”,提出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教其教、各礼其礼的解决办法,认为只有这样,才 能维护圣人之道,实现“中国一教”。以孙复、石介为首的泰山学派对佛、老的排斥,捍卫了儒学的正统地位。

泰山学派与理学的形成也很有关系。理学是宋学的主流,其形成是儒学复兴的标志。人们在追溯理学思想渊源时,无不肯定胡瑗、孙复、石介“泰山三先生”的 开山作用。黄震说:“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始,晦庵有‘ 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语。”(《宋元学案·泰山学案》)强调“三先生”在理学中的开创之功,实际上是肯定了泰山学派在理学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宋兴80 年,有志于复兴儒学的知识分子,鉴于晚唐五代以来佛老之学凌驾于儒学之上的社会状况,为重建文化秩序和社会秩序奔走呼号。他们一反汉唐注疏之学的死板和僵 化,力倡恢复先秦儒家的干政职能,讲学授徒,对改变视教育为利禄之途的教育体制发挥了重大作用。孙复、石介等人创建的泰山书院,在这方面尤为突出。全祖望 说:“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安定沉潜,泰山高明;安定笃实,泰山刚健;各得其性禀之所近。要其力肩斯道之传,则一 也。”(《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胡瑗、孙复、石介等崛起于泰山,他们努力探索弘扬光大儒学的途径,认为要理解经旨,必须从探求义理入手,不拘前人之学, 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强调探求儒家经典的宏旨大义,即人们常说的“理”或“理达”。泰山学派躬身力行的实践和探索,实际上是开“义理之学”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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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由(子路)
仲由(子路)

仲由(子路)(前542~前480)

仲由(前542~前480)字子路,又字季路,鲁国卞(今山东泗水县泉林镇卞桥村)人,孔子得意门生,以政事见称。为人伉直鲁莽,好勇力,事亲至孝。除学诗、礼外,还为孔子赶车,做侍卫,跟随孔子周游列国,深得器重。孔子称赞说:“子路好勇,闻过则喜。”初仕鲁,后事卫。孔子任鲁国司寇时,他任季孙氏的宰,后任大夫孔俚的宰。卫庄公元年(前480年),孔俚的母亲伯姬与人谋立蒯聩(伯姬之弟)为君,胁迫孔俚弑卫出公,出公闻讯而逃。子路在外闻讯后,即进城去见蒯聩。蒯聩命石乞挥戈击落子路冠缨,子路目毗尽裂,严厉喝斥道:“君子死,而冠不免。” 毅然系好帽缨,从容就义。

子路性格爽直,为人勇武,信守承诺,忠于职守,以擅长“政事”著称。

对孔子的言行,虽然常提出意见,但却是个好弟子。曾协助孔子“堕三都”,都跟随孔子周游列国。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他为人伉直好勇、重友朋、讲信义,是孔门弟子中性格较为独异的一位。仲由后做卫国大夫孔悝之蒲邑宰,卫国贵族发生内讧,因参 与斗争而被杀害。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封“卫侯”。宋大中符二年(1009)加封“河内公”。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封为“卫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仲子”。

子路的伉直好勇在师从孔子之前即已形成。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暇豚”,《集解》说:“冠以雄鸡,佩以暇豚。二物皆勇,子路好勇,故冠之。”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想象出子路的好勇之态,但“志伉直”一句,又使得子路的好勇与一般的逞勇好斗之徒有所区分,使他的好勇含有了某些伸张正义、为民请命、不欺幼弱的意蕴。子路师从孔子后,尽管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亦“儒服委质”,接受孔子的礼义教化,但山难移、性 难改,子路的伉直好勇之气终其一生,未能脱尽,为此,他常遭师之痛责,说他“好勇过我,无所取材”,“不得其死”,等等。孔于曾评价子路:“由也升堂矣, 未入于室也。”有人以为这是单纯评论子路的学问,但我觉得这一评价包括的涵义更加广泛。它说明子路尽管经过孔门的洗礼,但身上的野气始终未能脱除干净,故孔子说他只是“升堂”,而始终未能“入室”,即子路始终未能成为儒雅君子。但人需要有个性,伉直好勇恰恰是子路人性中最闪光的地方。子路“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的重友朋、讲义气,以及在卫国动乱中勇于喊出“食其食者不避其难”,从而为主人冒死拼杀殉道尽忠的舍身取义精神,所有这些,皆与其伉直 好勇性格息息相通。

从不掺假欺瞒

子路性伉直,表现在言语上就是从不掺假欺瞒,对此孔子评价说:“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与?”断狱必须两造俱至,但子路的话却笃实无欺故听子路一面之辞便可断狱。但是也有人认为,片言可以折狱,是对子路的批评。又,子路重言诺,故孔子评价说:子路“无宿诺”,意谓子路答应今天兑现的事情,决不拖延到明天。孔子对子路忠心不二、讲信义的品性深有了解,曾断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他坚信当穷途末路、逸往海外时,随从自己的只有子路一 人。子路自师从孔子后还成了孔子忠心耿耿的贴身侍卫,由于子路勇力过人,武艺高强,因之无人敢欺慢孔子。孔子自谓“自吾得由,恶言不闻于耳”。

总之,子路为人伉直好勇、光明磊落,重友朋、讲信义、守言诺,是孔子门徒中性格独异的一位。

政治方面的杰出才干

子路不仅性格独异,而且还有着政治方面的杰出才干。孔子设案授徒,辟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科,而子路是政事科之优异者。《论语》有不少篇章提到他同孔子讨论政治方面的问题,如《论语·子路》:“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不倦’。”由于热心政治,关注社会政治问题的学习和研究,使得子路在政治方面的才能大有长进。对此孔子不止一次地予以称道,比如称赞子路:“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意谓有一千辆战车的国家,子路可以充当管理兵役的长官。孔子还向季康子推荐子路说:“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意思是子路果断干练,不拖泥带水,从政不成问题。孔子还称赞子路:“可谓具臣矣”,言子路已经具备做臣僚的素质了。从政治实践看,子路曾数度做官:曾为季氏宰,曾做过卫国蒲邑的大夫,曾做过卫国大夫孔悝的邑宰,可以说子路是学而优则仕的典 范,是学习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也是学以致用优良学风的践履者。

在对待老师方面,子路一方面忠贞不二,极其尊重,但另一方面又不像颜回那样于孔子之言“无所不悦”,总取“不违”态度。只要他认为孔子的言与行有不正确的地方,总是直率地提出批评和反驳。这是子路率直、光明磊落性格的又一体现。《论语·阳货》载:“公山弗扰以费叛,召,子欲往。”对孔子的这一举动,子路以为不妥,当面反讥说:没有人用你就算了,为什么要投奔这个叛乱分子呢? 急得孔子支支吾吾地回答:我去应召是想借那块地方复兴周朝啊。由于此事于情于理都欠妥,加之子路的反对,孔子未能成行。又《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欲 至卫国求仕,当时卫灵公夫人南子深得灵公宠爱,欲得到卫灵公任用,必须走南子这个后门不可,而南子在当时名声又极为不佳,这实在给以守礼著称的孔子出了一道难题,但由于求官心切,孔子还是拉下脸来,硬着头皮去见南子。对孔子的这一“失节”举动,子路极为反感,当面质问孔子,急得孔子对天发起誓来:我如果不是为了得君行道而不得已去见南子的话,那么老天一定会厌弃我! 老天一定会厌弃我!子路就是这样一个光明磊落、伉直坦率的人,只要他认为不对,一定会坚决提出批评,即使是自己尊敬的老师也不例外,这一点在孔子的所有弟子中是不多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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