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历史与文化

  • 侵华日军的序列和编制

    一、台湾地区日军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侵占了台湾地区,后建立起日本台湾总督府和日本台湾军。日本总督多兼台湾军司令官,曾任总督的有桦日资纪、桂太郎、乃木希典、儿玉源太郎、佐久间左马太、安东贞美、明石元二郎、长谷川清、安藤利吉等。其台湾军的规模约有1个步兵独立混成旅团,用以镇压台湾人民的反抗,维持其殖民统治。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台湾军曾抽调兵力参加侵华战争,如进攻武汉的波田支队和1939年底在钦州湾登陆的盐田旅团就是日军台湾军的部队。1942年后随着日本各条战线局势的恶化,日军在台湾地区也大肆扩充军队,至1945年组成由日军大本营直接指挥的由安藤利吉中将任司令官的第十方面军,共约19万人,负责台湾地区防务。至1945年10月25日,日本台湾军司令官率部在台北向中国接收台湾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将军投降,被日本帝国主义霸占50年之久的台湾宝岛才归还给中国政府管辖.

    二、东北地区日军

    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目1895年甲午战争后,尤其是1905年日俄战争后逐步侵入中国东北地区。日本帝国主义在其控制的中国大连成立了关东州,并于1919年组建日本关东军,开始正式在中国东北部署军队。初期这支由南满铁路护路部队编成的军队只有数千入,系逐步发展到近万人,达到日军正规师团的规模,后又形成由日军务主力师团轮流调至中国东北,担任关东军部队的惯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东北地区,其扶植下的伪满洲国也随即成立。作为东北的太上皇,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成为集日本关东州长官、日本驻伪满洲国大使、日本关东军司令官“三位一体”的极权人物。为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将中国东北逐步变成日本完全的殖民地,关东军建制逐步扩大,并建立了大量特务、情报机构和称为国境守备队的武装部队。由于中国东北地区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日本决心将中国东北变成其发展大帝国霸业,将来与苏美英争一雌雄的坚实基地,更对于关东军的发展以种种有力的支持,使其迅速发展成为日本陆军中最强大、最有实力、最有影响力的战略集团。它拥有完备的基础军火工厂、训练基地及庞大的军需供应基地和边境工事体系,日 军所仅有的坦克部队、臼炮部队、火焰喷射器部队及细菌战部队都在关东军编制内,就连该部的给养服装标准也高于日本陆军其他部队。如此优势,加之“天高皇帝远”,日本关东军常常骄横无比,自行其是,在许多重大军政、边界等问题上无视当时日本当局的约束,引起多次军事冲突,成为日本当时存在的‘下克上‘现象的 典型,也使得许多日本法西斯少壮派军官乐于到关东军内服役,以求“建功立业”。由于关东军装备最为精良,又是对外扩张的基本力量和战略总预备队,故曾在当时被喻为“皇军之花”。1941年7月,关东军举行针对苏联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此时关东军实力已达极盛,辖有*个师团及大量边境守备部队和特种兵部队,全军近100余万人。后因日军在南洋战场接连失利,从关东军抽调大量部队,致使其实力不断下降。转至1945年夏,为对苏联进攻做好准备,关东军再度扩展到3个方面军,计约96万余人。1945年8月8日,用当时欧洲战场最新式武器和装备武装起来的130万苏联红军越过边境,向中国境内的日本关东军发动猛攻,迅速歼灭其主力;9月5日, 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率部向苏联红军投降,日本关东军从此彻底消亡.日本关东军的历任司令官有:立花小一郎中将、河合操中将、尾野实信中将、白川义则中将、村冈长太郎中将、烟英太郎中将、菱刈隆中将、本庄繁中将、武藤信义大将、檀田谦吉大将、梅津美治郎大将、山田乙三大将。

    三、华北地区日军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在其原华北驻屯军的基础上大举增兵华北。8月31日,日军大本营下令在北平成立华北方面军,以寺内寿一大将为司令官,统一指挥沿平汉线和津浦线向南推进的以香月清司中将为司令官的第一军和以西尾寿造中将为司令官的第二军。1938年3月,日军大本营将自中国热河方向攻入察哈尔省及绥远的关东军部队脱离原指挥建制,组成蒙疆驻屯军司令部,先由日军大本营直辖,后划给日军华北方面军指挥。至1938年春末,日军华北方面军占领了中国绥、察、晋、冀,鲁、豫,苏各省的大部或一部,形成尔后该方面军的大致控制范围,第一军调至山西太原,第二军进至山东济南。1938年夏,第二军的番号转给进攻武汉的日军华中派遣军,济南地区日军改称第十二军。1944年春,第十二军番号又转给准备参加“一号作战”进攻河南黄河南岸的由华北方面军抽调组成的突击兵团。济南地区日军又改称第四十三军。至1945年夏,日军华北方面军共辖在太原的第一军,在张家口的蒙疆驻电军,在郑州的第十二军和在济南的第四十三军。华北方面军的历任司令官为寺内寿一大将、杉山元大将、多田骏中将、冈村宁次大将、下村定大将和根本博中将。1945年10月10日,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及部分兵员共12.7万人在北平向中国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投降,该方面军在绥远、山西、河南、山东的部队也分别向中国第十二战区、第二战区、第一战区等部投降。

    四、华中地区日军

    1937年8月13日中日凇沪会战爆发,日本在其驻上海海军陆战队的基础上又向上海增派大批军队。8月15日,日军大本营下令成立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的上海派遣军。后因上海战事胶着相持不下,日军大本营于10月21日组建了以柳川平助中将为司令官的第十军,并于11月5日在杭州湾北岸登陆,包抄上海战区。*月7日,日军大奉营下令成立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的华中方面军,以统一指挥日军上海派遣军和日军第十军。1938年2月18日,日军大本营为准备进攻武汉成立了以烟俊六大将任司令官的华中派遣军,并下令解散华中方面军及上海派遣军、第十军,改由华中派遣军统一指挥占领京沪杭、苏、浙、皖的全部华中日军。1938年6月起,日军华中派遣军指挥第二军、第十一军沿长江两岸及大别山区进攻武汉。1938年10月25日日军侵占武汉后,以冈村宁次中将为司令官的第十一军的7个师团占据武汉外围鄂、湘等省的部分地区。1939年9月23日, 日军大本营为统一指挥在中国关内各地的日军,配合汪精卫筹建伪政权的活动,在南京成立了以西尾寿造大将为司令官的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统一指挥日军华北方面军及所有在中国关内战场的部队。与此同时,日军华中派遣军撤销,在江浙地区成立了军司令部设在上海的以酉尾寿造大将兼任司令官的第十三军。1944年7月31日,日军大本营为准备“一号作战”华中攻势,又在湖南成立自日本关东军调来番号的第二十军;并在武汉成立第六方面军,统一指挥两湖地区的第十一军和第二十军,在汉口留守的第三十四军和两广地区的第二十三军及香港占领地日军,以准备参加“一号作战”中的湘桂战役。至1945年夏,日军第六方面军管辖第十一军、第二十军、第三十四军,控制中国鄂、湘、皖、赣等部分地区。日军第十三军仍驻上海,日军第六军驻在杭州,控制江、浙、皖 等部分地区。日军第十一军历任司令官是冈村宁次中将、园部和一郎中将、阿南惟几中将、横山勇中将、上月良夫中将;日军第十三军历任司令官为西尾寿造大将、 泽田茂中将、永津佐比季中将、松井太久郎中将。日军第六方面军只有两任司令官,即冈村宁次大将和冈部直三郎大将。1945年9月18日,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在武汉向中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投降。1945年9月中旬,日军第十三军司令官松井太久郎第六军司令官十川次郎在上海向中国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官汤恩伯投降。

    五、华南地区日军

    1938年10月中旬,日军大本营为配合日军华中派遣军对武汉的攻势,并逐步切断中国政府从港澳地区的外援通道,成立以古庄干郎中将为军司令官的第二十一军,并在中国广东大亚湾地区登陆,很快占领广州,控制了两广部分地区.1940年日军向越南进军时,第二十一军番号撤销,成立日军华南方面军。1941年为准备太平洋战争,华南方面军撤销,在广州成立以酒井隆中将为司令官的第二十三军,占驻中国广东沿海、香港等地。1945年9月16日,日军第二十三军司令官田中久一中将率其在中国广州、雷州半岛和海南岛地区的日军共8.3万人,在广州向中国陆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投降。

    六、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

    此系1939年9月23日,由日军大本营下令组建的指挥中国关内战场上所有日军的最高指挥机构。其目的是摆脱过去由日军大本营远离战地分别直接指挥各军经常造成失误的窘状,希望协调指挥中国关内各战场的所有日军,加快军事征服进程;并配合中国各地伪政权等合流,组成统一伪政权的所谓“和平”攻势。至1945年夏,日军中国派遣军统辖有:在华北的华北方面军、在湘鄂赣等地的第六方面军,在江浙等地的第十三军、第六军,在两广及香港地区的第二十三军和日本海军中国方面舰队。日军中国派遣军历次司令官为西尾寿造大将、烟俊六大将、冈村宁次大将。1945年9月9日上午10时,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代表日军中国派遣军等部队在南京向中国政府投降。

    七、日本海军中国方面舰队

    日本海军在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前就在中国上海、青岛等地驻有舰队。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海军抽调在上海的第三舰队、在青岛的第四舰队及其他舰只,组成中国方面舰队,支援其陆军登陆作战,运输物资。海军航空兵部队曾多次参与轰炸中国各大城市,并在上海、青岛、厦门、香港建立据点,对中国沿海实施封锁。其历任舰队司令官为长谷川清中将、古贺峰一中将、福田良三中将。1945年9月,日本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共3.9万余名官兵向中国政府缴械投降。

    部队编制

    一、甲种师团

    日本帝国主义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时期总兵力已近600万,拥有200多个师团的番号。其陆军常备主力师团(师)下辖有两个步兵旅团(旅),每个步兵旅团(约7700人)下辖两个步兵联队(团),每个步兵联队(约3870人)下辖三个步兵大队(营),每个步兵大队(约1215人)下辖四个步兵中队(连)和一个重机枪中队,每个步兵中队(约250人)下辖三个小队(排),每个小队约70人。另外,师团还直辖骑兵联队(约1400人)、炮兵联队(约2500人)、工兵联队(约1500人)、辎重兵联队(约2800人)及通信队(约650人)、卫生队(约500人),野战医院(约150人)等。一般齐装满员的日军常备主力陆军师团兵力往往可达2.4万人,拥有战马7630匹、步骑枪14900枝、掷弹筒144个、轻机枪288挺、重机枪54挺、山炮16门、野炮36门等武器装备,是具有多兵种配合的有强大战斗力的作战单位,故这种师团又被称为甲种师团,日本陆军第一至第二十师团、近卫师团及中日战争爆发后由近卫师团扩编的近卫第二、第三师团,而后组建的战车(坦克)第一、第二、第三师团和一度由常备主力师团的预备役部队编成的8个师团,均属于甲种师团的编制。

    二、乙种师团

    1938年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兵力消耗极大,其后组建的第二十一师团至第四十九师团均取消了旅团级建制,由师团直辖三个步兵联队,每个联队下辖三个步兵大队,同时指挥炮、工、骑、辎重兵联队等单位,全师团定员减至1.8万人,配备军马2065匹,步骑枪8940枝、掷弹筒216个、轻机枪216挺、重机枪54挺、平射炮18门、山炮12门等武器装备,这种类型的日军师团被称为乙种师团。

    三、丙种师团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战线再度拉长,兵员更加缺乏,于是又开始缉建丙种师团。这种被称为丙种师团的部队又恢复了旅团建制,但取消了旅团下面的联队,即每个师团下辖两个旅团,每个旅团直辖四个步兵大队,全师团共八个步兵大队,加上师团直属的炮兵大队、工兵大队、辎重兵大队、通讯大队等单位,全师团定员1.3万人,配备军马2550匹,步骑枪6500枝、掷弹筒192个、轻机枪192挺、重机枪48挺、平射炮16门;迫击炮32门、野炮12门等武器装备,日军第五十师团至第一O九师团均属于这种编制的部队。

    四、丁种师团

    至1944年秋,盟军反攻迫近日本本土,日本为准备“本土决战”,又开始组建丁种师团。丁种师团的建制定员与丙种师团大致相同,只是特种兵和自动火器、重火器很少,番号在第一一O师团以后的各师团都是属于这种编制的师团。

    五、其他编制

    另外,日本陆军部队中还有独立步兵混成旅团、独立警备队、骑兵旅团、野战重炮兵旅团等编制的部队。步兵独立混成旅团下辖五个独立步兵大队及炮、工、通、辎重队,全旅团约8280人,配备军马1800匹、步骑枪4050枝、掷弹筒120个、轻机枪120挺、重机枪30挺、平射炮10门、山炮20门、野炮12门等武器装备,是具备相当野战能力的作战单位。而日军独立警备队一般管辖六个独立步兵大队,共有兵员5450人,配备军马420匹、步骑枪3660枝、掷弹筒144个、重机枪24挺。由于这种部队没有重型武器,一般只担任后方警备任务。日军骑兵旅团一般下辖两个骑兵联队,共有兵员5600人,配备军马5668匹、步骑枪3705枝、重机枪12挺、野炮36门等武器装备。日军野战重炮兵旅团是其陆军预备队炮兵,一般有官兵8000余人,配备有100毫米至240毫米的大口径榴弹炮或加农炮70余门,常用于重点攻坚任务。以上这些部队常随作战任务的变化,配属各部队作战。日本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也有一支规模不小的坦克部队。日本军方自1925年开始研制坦克,1929年组建坦克部队。但初期多以坦克联队为建制配属于陆军师团,至1936年后才在中国东北公主岭组建日军第一坦克旅团。1942年6月,日军在中国东北的宁安、勃利和绥远的包头又组建了第一、第二、第三战车师团,1944年在其国内组建了第四战车师团。日军战车师团一般装备轻型坦克100辆、中型坦克335辆、各种汽车1272辆、加农炮36门、高射炮12门、野炮4门、速射炮12门、平射炮6门、重机枪18挺、轻机枪144挺、步骑枪2900枝等。在日军准备‘本土决战‘时期,他们还陆续组建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共7个独立战车旅团。但由于日军的坦克装甲车在火力、速度、装甲防护力等方面均与欧美先进工业国有一定差距,故在二战中对苏、对美的历次战役中均显得不堪一击。

    日本陆军在二战期间也组建过摩托化部队。1941年夏,日军首批改建四个师团为摩托化师团,它们是近卫师团、第五师团、第十八师团和第四十八师团。

    日本陆军师团以上的单位是军,二战时期日本陆军曾出现过近60个军的番号,但用数字序号表示的军的作战单位所辖师团数不尽相同,有的军辖二至三个师团,是典型的军级单位,也有的军指挥四至五个师团。更有的军管辖指挥着九个师团,兵力多达数十万,这种军显然已属于兵团级的作战单位了。如侵占中国武汉地区的第十一军,就曾指挥过九个陆军主力师团、四个混成旅团及大量特种部队。日本陆军军以上的作战单位是方面军,二战时日本陆军曾出现过近20个方面军的番号。而方面军以上就是大战略区的指挥机构,如日本关东军、日军中国派遣军、日军南方军、日军第一总军、第二总军等,其再往上就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战时大本营了。至1945年8月中旬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时,其大本营指挥下的日本陆军有6个大战略区级的作战单位:

    1. 在中国关内战场的日军中国派遣军,下辖在北平的华北方面军、在汉口的第六方面军、在上海的第十三军,在杭州的第六军、在广州的第二十三军及海军中国方面舰队的3万余兵员,共计109万多人。
    2. 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下辖驻牡丹江的第一方面军、驻沈阳的第三方面军及驻朝鲜的第十七方面军,共计兵员96万。
    3. 司令部设在越南西贡的日军南方军,下辖驻缅甸的缅甸方面军、在新加坡的第七方面军、在菲律宾的第十四方面军、在曼谷的日军第十八方面军,共计75万 余人。
    4. 在日本东京地区的日军第一总军,下辖在仙台的第十一方面军、在东京的第十二方面军、在名古屋的第十三方面军。
    5. 在日本广岛地区的日军第二总军,下辖在大阪的第十五方面军、在二日市的第十六方面军。
    6. 设在东京的日本航空总军,下辖四个航空军及八个航空师团。加上直属日本大本营指挥的驻扎幌的第五方面军,驻守在日本本土的部队共240万人。
    7. 另外,还有驻台湾的第十方面军,残存在拉包尔地区的第八方面军和特鲁克岛的第三十一军也归日军大本营直接指挥。

    以上所有这些日军均在1945年8月下旬至10月中旬在各地向中、美、英、苏、澳等盟国军队缴械投降。至此,日本帝国主义陆军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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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文化本体自觉的表现

    第一,史学开始进入自觉的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史学形成了独立的体系。在李允所著的《晋元帝四部书目》中,史部被单列为四部之一。

    第二,文学学科的地位已经确立。在曹丕所著的《典论·论文》已经将文学视为一种文体。陆机在《文赋》中表达了自己对文学的主张。即文学应该有意,应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意”寓于“物”,认为文章应该游立意。

    第三,艺术在魏晋南北朝时也开始自觉。此时艺术理论的著述——《书论》出现。《书论》为东汉时蔡邕所著,是书法艺术的理论著述。此时还出现了《画论》,它结束了秦汉以来有画无论的时代。在魏晋南北朝时绘画界主要讨论的问题转向“形”与“神”之间的关系。

  • 鲁文化在中国上古区域文化中的地位

    江苏无锡人钱穆,国学大师,以擅长考证见称于世。不过他的高足余英时说,他不是为考证而考证,而是为一个更高的目的服务: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而在地域上,他则从山东去寻觅:

    “若把代表中国正统文化的,譬之于西方的希腊般,则在中国首先要推山东人。”

    《论中国历史精神》第104页,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

    在山东,则首先要推鲁人。洙泗流域的这一方人,历史上是中国正统文化的代言人。曲阜师范大学研究员杨朝明先生,在鲁文化的阳光雨露沐浴下,历经数载,完成了皇皇巨著《鲁文化史》。

    在中国上古时期,由于山川阻隔,交通极为不便。西周以来,以各个重要的诸侯封国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在众多的区域文化中,鲁国的文化居于一种领先的、中心的地位。

    第一,鲁国受封之地早已经是中国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山东被称为“齐鲁之邦”,先秦时期,鲁国和齐国分处于泰山南、北,在泰山以南(今鲁南)地区,已发现了众多的原始文化遗迹。“沂源人”与“北京人”时代相 当,他们可能是这里古人类的祖先。以之为中心,仅其附近便发现了猿人化石和近百个旧石器和新石器地点,说明这里是几十万年以来古人类活动的重要中心之一。 更为重要的是,进入新石器时代以来,这里更有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一脉相连,在鲁南地区形成了中国史前文化的完整序列。《帝王世纪》云:“炎帝自陈营都于鲁曲阜。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后徙曲阜。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颛顼始都穷桑,都商丘。”张守节《史记正义》曰:“穷桑在鲁北,或云穷桑即曲阜也。又为大庭氏之故国,又是商奄之地。”远古时代许多氏族首领都与曲阜有关,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

    周初,伯禽为首的周人来到曲阜一带后,这里又成为东西文化的交汇之地。殷商兴起于东方,曲阜一带曾为商人旧都,即使在迁殷之后,他们仍然与这里联系密切。 直到周初,这里依然是殷商势力极重的地区。周族自西方发展起来,他们在取代殷商之后,要想很好地统治天下,就不能不把东方作为统治的重点,因此,可以说鲁国受封之地是他们首先要考虑的战略要地。这里距王都较远,东南沿海地区的淮夷以及徐戎等也没有立即臣服于周。武庚叛乱时,”殷东国五侯”群起叛乱,奄国及其附近各部都是周公东征的主要对象,史籍中所谓“攻商盖”、“攻九夷”(《韩非子·说林上》)、“灭国者五十”(《孟子·滕文公下》)都是在这些地区。甚至伯禽被封于曲阜后,“淮夷、徐戎及商奄又叛”(《艺文类聚》卷十二引《帝王世纪》)。欲很好地镇抚东方,把这里作为周室堡垒是非常合适的。

    伯禽受封时,周室为鲁国制定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的治国方针,并分给鲁国“殷民六族”,使之“职事于鲁”(《左传》定公四年)。这样,伯禽一支所带来的周文化与殷遗民及当地土著固有的文化相互交汇、影响,共同形成鲁国的文化。

    第二,鲁文化的特殊地位与鲁国在当时诸侯国中的特殊地位是统一的。

    鲁国虽是周王朝分封的一个邦国,但它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邦国。鲁自周初始封,历西周、春秋、战国,到公元前249年为楚国所灭,历时七、八百年,在当时的政治、文化舞台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鲁国的始封之君是周公的长子,而周公无论在帮助武王争夺天下,还是在成王年幼时平定天下以及辅助成王,都有卓著的功勋,他在周初政治中的地位十分显赫。因此,鲁国初封时不仅受赐丰厚,而且相对于他国来说还得到了不少特权。鲁国可以“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礼记·明堂位》也说:“凡四代之器、服、官, 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从文献记载以及考古材料综合考察,这种记载应该是可信的。如周王室的职官“宗伯”、“太宰”、“大司徒” 等,鲁即有之。如替国君掌管祭祀的“宗伯”,其他国家只称“宗”或“宗人”,有“宗伯”之称的只有周王室和鲁国。又,“鲁得立四代之学”(《礼记·明堂位》孔颖达疏),鲁还有四代之乐。恐怕这都是鲁国特有的现象。

    鲁国受封的同时或者稍后,周王室在东方又分封了一些小国,这些小国有的即为鲁的附庸,有的则以鲁国为“宗国”。时至春秋王室衰微,礼坏乐崩之际,许多小国依然纷纷朝鲁,并且到鲁国学礼、观礼。在东方夷人势力较重的地区,鲁国始终不忘“尊尊而亲亲”的原则,使鲁国的政权一直掌握在“伯禽”之后的周人手中,鲁国较完整地保存着周礼,周代的礼宾传统深深地影响了鲁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如在政治方面,《礼记·明堂位》说:鲁国“君臣未尝相弑也,礼乐、刑法、政俗未尝相变也。天下以为有道之国,是故,天下资礼乐焉。”在诸侯国中,鲁国的政治是相对较为稳定的,因此鲁国也就成为各国学习的榜样。《左传》襄公十年说:“诸侯宋、鲁,于是观礼。”宋国保留的自是殷礼,鲁国保存的则是典型的周礼,即所谓“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这样,鲁国为宗周在东方代表的形象更加突出,因为时人视礼为国家的根本,周礼似乎就是周王朝的象征。

    春秋时期,“政由方伯”,但在各诸侯国会盟等的班次上,鲁国却位居前列。一般说来,“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左传》隐公十一年),鲁既为姬姓,又为周公之裔,故在诸侯位次序列中有“班长”(国语·鲁语上)之称,被列为首席。如春秋初年,齐遭北戎侵犯,齐向各国求助。在战后答谢诸侯时,齐国馈送粮饩给各国大夫时,齐请鲁国案班次代为分派;晋文公主持“践土之盟”时,在各会盟国进行的歃血仪式次序上,除主盟的晋国外,鲁也被排在各国的最前面。既然周室对鲁国寄予厚望,把鲁国分封在商奄旧地,那么,在推行周代礼乐制度时,有“望国”地位的鲁国也就不能不以表率自居了。

    鲁国为东方的宗周模式,担负着传播宗周礼乐文明的使命,如在周王朝治国政策的贯彻上,鲁国即堪为典范。周公治国,他的保民思想、明德慎罚、勤政任贤等都似乎在鲁国当政者身上有明显体现。当然,说鲁国为“宗周模式”,决不是说鲁国完全排除它的文化因素,使鲁国全盘周化,而是在政治统治上鲁国为周王朝的东方代理人,而且在鲁国上层贵族中完整地保存着周代礼制。事实上,鲁国要彻底推行周文化而以之取代当地的固有文化,既无必要,也没可能,因为周灭商后对殷商旧地采取的就是“怀柔”的政策,更何况鲁地殷遗势力极重,而且文化的推广也不是任何外来强力所能成功的。

    第三,从与其他区域文化的比较中也能看出鲁文化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在区域文化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将鲁文化与齐文化相互比较,这是很有道理的。齐、鲁两国地域相邻,在文化方面具有很多的可比之处。就先秦时期两国的文化而言,它们有同有异。从实质上说,崇周礼、重教化、尚德义、重节操等等都是两地人民共有的风尚。两国文化上的不同之处更多,齐人的务实开放,鲁人的重视礼乐,使齐、鲁两国在文化上各具特色,并且位居当时华夏文化的领先或者中心地位。但齐、鲁两国的文化孰优孰劣,不少论者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大谈鲁文化的所谓 “保守”、“落后”和“缺乏进取”。而实际上,分析文化的优劣应当具有历史的眼光,而不应该离开当时的具体时代。

    从文化的传承关系上看,周文化与鲁文化乃一脉相承,或者说鲁文化就是周文化的代表。周人灭商以来,周文化在总结和吸纳前代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又有了显著进 步。《礼记·表记》上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有学者称夏、商时期的文化分别为“尊命文化”和“尊神文化”。从根本上说, 周文化就是礼乐文化,而礼乐的实质则是秩序,礼乐文化是一种人文文化。周文化与夏、商文化的不同,最为重要的即在于其人文理念的上升。自周公制礼作乐开 始,周文化的重礼风格便已初步形成,而周人又有重视农业的传统与之相适应,这样,便奠定了中国几千年传统宗法农业社会的文化基础。

    鲁国的文化风格与周文化是一致的。建国伊始,鲁国的始封之君伯禽就在鲁地变俗革礼,进行大的动作,推行一种新文化。应当指出,鲁国的这种变革历时三年,显 然是循序渐进,而非急风暴雨一般。因此,它与强行毁灭一种文化而推行另一种文化是有区别的。其实,周代礼乐广采博纳,其中也有殷文化的不少因素,因为周礼 即是从殷礼“损益”而来。应当承认,在与周边当时各族的文化相比,周文化是一种最为先进的文化。鲁国下了大的气力推行周文化,是为了适应周王朝的政治统 治。从一开始,鲁人便显示了文化上的进取精神。

    文化的优劣在文化的交流中最容易看得清楚。一般说来,落后的文化要不断地学习先进的文化,来丰富和完善自身。就齐、鲁两国而言,齐国就常常向鲁国学习。

    众所周知,管仲的改革对于齐国成为泱泱大国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但是,正如有的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管仲改革乃有吸收鲁文化之长、补齐文化之短的深意。管仲 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定四民之居,推行士、农、工、商四业并举的政策,把发展农业放在经济基础的地位,置于工、商业之前,这明显吸收了鲁国以农业立国的 思想,以补齐国偏重工商、渔盐、女工之业,忽视农业而造成社会不稳之弊端;管仲还针对齐国传统礼义道德观念淡薄,习俗落后,以致于君臣上下无礼、男女关系 混乱,从而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的情况,十分注意从鲁国吸收周礼文化,强调礼义道德的建设。

    管仲如此,齐国的其他君臣何尝不是如此。齐国虽然有人对孔子所讲的繁文缛礼不感兴趣,但他们毕竟不能不对鲁国“尊卑有等,贵贱有序”礼治秩序表示重视。例 如,齐国的另一位名相晏婴就曾经与齐景公一起到鲁国“俱问鲁礼”(《史记·齐太公世家》);孔子到齐国时,齐景公也不失时机地问政于孔子。又如,鲁国发生 庆父之乱时,齐欲伐鲁,但有人看到鲁国“犹秉周礼”,认为“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左传》闵公二年)。有一次,齐人伐鲁,见一妇人带着两个孩子,开始 时抱小而挈大,大军将要到跟前时,反而抱大而挈小。当问及时,妇人说:“大者,妾夫兄之子;小者,妾之子。夫兄子,公义也;妾之子,私爱也。宁济公而废私 耶。”齐国从而罢军,他们认为:“鲁未可攻也,匹夫之义尚如此,何况朝廷之臣乎?”(《说苑疏证·佚文考》)

    齐人看重周礼,向鲁国借鉴、学习,显示了其积极进取、灵活开放的一面,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然而,这也证明齐文化中存在不少有待改进之处。如在君臣 关系方面,齐国出现了不少相弑相残的现象,而鲁国的情况要好得多。鲁国的大夫臧文仲曾教别人“事君之礼”说:“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 见无礼于其君者,逐之,如鹰之逐雀也。”(《左传》文公八年)这种典型的尊君之论,便基于鲁国深沉的礼乐传统,这对于鲁国君臣关系的和睦,对于鲁国社会的 安定都有积极的作用。而且动态地就君主制度的发展来看,鲁国的这种礼治秩序也有其进步的一面。再如婚嫁习俗方面,“同姓不婚”是鲁国最为基本的婚姻习俗, 不论男婚还是女嫁,均不找同姓。鲁国还特别注重男、女之别和夫、妻之别,这与齐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婚姻制度史的研究早已表明,“同姓不婚”之制相对于氏 族族内婚姻是极大 的进步。正因如此,鲁国的婚姻制度才为当时各国所普遍认可,例如,《史记·商君列传》记商鞅说:“如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 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在当时的情况下,严格的婚姻制度以及男女界限是清除旧的习俗的最好办法,在这方面,鲁人的做法是具有表率作用的。

    齐、鲁两国的文化交流从各自的文化特色形成之日起便开始了,但两国文化上的优劣之争似乎也未间断,直到战国时的孟子也还如此。《孟子·公孙丑上》记公孙丑 问孟子说:“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婴之功,可复许乎?”孟子回答说:“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婴而已矣。”孟子的话就似乎表现了鲁人对齐人的轻蔑。其实, 由于齐文化的起点较低,齐人在以后的国家建设与发展中努力进取,使齐文化表现出了开阔、灵活、积极的特质。所以清代学者俞樾在谈到齐人对于后来儒学发展所 起的作用时说到:“齐实未可轻也”(《湖楼笔谈》卷二)。通过近10年来的深入研究,人们加深了对齐文化的认识,从而已经改变了长期以来对齐文化的不恰当 评价。

    最后,还有必要谈一谈“鲁文化”与所谓“邹鲁文化”的概念问题。

    我们前面引到孟子的话,认为他的观点代表了鲁人看法,但并不是说孟子也是鲁人。关于孟子的里籍,《史记》称其为邹人。邹地战国时是否属鲁,历来存有争议。 但不论如何,孟子和鲁国的联系却不同寻常:首先,孟子居地近鲁。他本人曾说自己“近圣人(孔子)之居若此之甚也”(《孟子·尽心下》);孟子又为鲁国孟孙 氏之裔;孟子在齐,丧母而归葬于鲁,说明孟子上代迁鲁不久;孟子还极为崇拜孔子,并“受业子思之门人”,其思想与鲁文化传统的关系不可分割。因此,认为孟 子的观点代表了鲁人的看法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孟子为邹人,以孟子和儒家在当时的巨大影响,人们自然不能忽略作为一个具体国家的邹国。邹国就是邾国,在春秋时,“邾”有两种读音,《公羊传》读为邾娄, 《左传》读为邾,对此,王献堂先生解释说:“古人音读有急声,有漫声,急声为一,漫声为二,而其漫声之二音,亦可分读。……漫声连举为邾娄,急声 单举为邹,漫声分举,则为邾为娄。”(《邾分三国考》)王献堂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这就是说,战国时代邾国被称为邹,只是称呼了邾娄的合音。

    邾国立国较早,周朝灭商后,又封曹侠于邾,邾国遂成为周王朝的一个诸侯国。邾国的北部边境与鲁国国都曲阜相距很近,邾君曾言“鲁击柝闻于邾”(《左传》哀 公七年),春秋后期,“邾庶以其漆、闾丘奔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邾国的北部边境逐渐南移。这样,孟子居地与鲁国的联系更加密切。

    邾为曹姓国家,从意识形态方面的文化看,邾国受周礼的影响很少。如邾人用人殉葬,用人祭社,这都不符合周礼的要求。鲁人就称邾人为“夷”,邾、鲁两国文化 差异较大。只是到了战国时代,由于鲁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如孔子的孙子子思曾到邹地讲学,特别是孟子迁居到邹,使邹地名声日隆,这里也有了浓重的儒家文化氛 围。在这一点上,人们才将邹地与鲁国相提并论,而且,由于孟子的原因,自战国时起,人们将两地合称时,还把“邹”放在“鲁”的前面,而称为“邹鲁”。因 此,将鲁文化作为周代的区域文化进行研究,而不是专门探讨作为一个学术派别的儒家文化时,还是以“鲁文化”(而不是“邹鲁文化”)作为一个研究单元为宜。

  • 近期台海局势之我见

    近期台海局势之我见

    最近台海局势有了新的发展,两岸关系缓和沟通成为这一阶段的主流声音。我想这真是令广大中华儿女欣慰鼓舞的事情。政府掷地有声的《反分裂国家法》,国民党副主席的”缅怀之旅”、”经贸之旅”,深深的吸引了世人的目光,让人们又看到了两岸关系的和煦春风。

    我想台湾同胞也看到了大陆人民对国民党党团热情的欢迎和招待,也深切感受到了大陆同胞对台湾同胞的满腔热情。现在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已经看清了陈水扁”独夫民贼”的真实形象——置台湾同胞的长远发展于不顾,处心积虑的牟取自己的政治前程。他劫持了3000万台湾同胞。他的阴谋最终会被全体台湾人民看破!

    《反分裂国家法》让台湾同胞确信,”台独”只会给他们带了动荡和战争,那将是全世界中华儿女的噩耗。那只会是一件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世界上的反华势力就是要拿台湾问题说事,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制造障碍,我们一定要认清形势。现在大好的国际形势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个千年难逢的绝好战略时机,我们必须携起手来,一起求和平促发展,不要让陈水扁将台湾同胞的血汗钱去购置自杀的武器了。

    我们都很希望和平和沟通,大陆的13亿同胞都希望能有一天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共同发展。这也许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实现的。毕竟经过了那么久的时间,两岸有太多的分歧需要慢慢化解,但只要我们本着沟通、交流的美好愿望,我相信两岸人民就会免于战争动荡之苦,一起携手走向我们共同的美好明天!

    e-flying

    2005-0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