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论六经》
熊十力《论六经》

愚谓《礼记》中有《乐记》一篇,既是《乐经》,其文虽不多,然经之为经,固不在文广也。P17

经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二语尽礼乐之蕴。P20

六经多孔子口义相传,汉初人已言之,其义有甚不便于当时者,不敢著竹帛。P21

“成圣”则复其刚健纯粹之本体,去小己之迷执,乃通天地万物而为一。P22

三《礼》之精神,只一行字,因行制礼,从礼而行。孟荀皆善言礼,皆深于《春秋》也。P23

《中庸》为演《周易》之书,清儒焦循、胡熙辈均能见及,兹不暇详。P24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P25

孟氏似未免为宗法社会之道德训条所拘束,守其义而莫能推,则家庭私恩过重而泛爱众之普感易受阻遏。孟氏极反墨翟兼爱,实则人鲜能兼爱,而更反之,其忍乎?P28

 

岳石文化与平度

李树

岳石文化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考古的重要发现,按照国际惯例,以首次发现的遗址所在地的小地名--山东平度东岳石(村)命名。岳石文化是山东省境内继“龙山文化”(1930年在章丘龙山发现)、“大汶口文化”(1959年在宁阳大汶口发现)两种最重要的考古“文化”之后的又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考古发现。

此前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虽然已对“海岱地区”(包括山东省及苏北的徐淮一带)的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系统,即公元前4500年到公元前2000年期间的社会面貌有了相当明确的认识,但对大汶口文化之前和龙山文化以后的情况所知仍然不多。七十年代,“北辛文化”(滕县北辛村)的发现和研究,为探索大汶口文化之前的历史,打开了通道,岳石文化的发现和研究,则对了解和认识山东龙山文化以后的海岱地区尤其是胶东半岛地区的文化面貌,开辟了新的途径。由于岳石文化的历史年代(经C—14测定为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600年)与中国古代典籍记载的夏代基本一致,其时的海岱地区在古代典籍中只被笼统地称为“东夷”而少具体史料,所以岳石文化的发现,不仅“填补了山东龙山文化和商文化之间的空隙”(1),而且“翻开了夏代东方考古文化研究和夷夏关系研究的新篇章”(2)。

岳石文化最先发现于平度,极大地提高了平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知名度,可以说,岳石文化是平度的骄傲。平度,应该进一步地了解岳石文化,宣传岳石文化。本文仅就考古学界对岳石文化的研究做简要介绍,并对岳石文化与平度,做一点粗浅的解说。

一、岳石文化的发现及其命名

第一个岳石文化遗址在平度城北25公里大泽山西麓的东岳石村东,原在岳石河(今称淄阳河,旧县志作药石河)北岸,现位于淄阳水库(俗称岳石水库)东北隅。最初是1959年秋冬修淄阳水库时发现的,其时人们缺少考古常识,只重视上层出土的一些战国墓葬中的铜器,而遗址下层里的许多陶器等却遭毁坏。到1960年夏,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山东考古队对遗址残余部分进行了科学的发掘,仍然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1962年第10期的《考古》杂志发表了《山东平度东岳石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与战国墓》的考古发掘报告,首次公布了岳石遗址出土文物,介绍了“一群前所不见、有别于龙山文化的典型品”(3),揭示了其有别于龙山文化的显明特点。但因当时尚未发现另外的同类遗址,资料尚不完备,所以暂时只能把它归于龙山文化的一个类型。

岳石遗址发掘报告的公布,开始引起了考古学界的重视。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在山东各地陆续发现并发掘了和岳石遗址属于同一类型的许多遗址,尤其牟平照格庄的发掘(4),泗水尹家城的前后共四次发掘(5),出土文物极为丰富,经考古学界深入研究,自1979年就有学者提出将岳石类型独立为晚于龙山文化的另一种“文化”的主张,到1981年,严文明先生正式提出“继龙山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在鲁中南不甚清楚,在胶东则是以平度东岳石遗址为代表的一类遗存,不妨称之为岳石文化”(6)。此后,泗水尹家城遗址的第二、三、四期的连续发掘,获得了更丰富的文物,更证实了典型的龙山文化之上叠压着很厚的岳石文化层,而所有岳石类型的文物经C—14检测证明时间的一致,以及对岳石出土文物与龙山出土文物的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进一步分析研究,都使考古学界的认识趋向统一,到80年代中期,岳石文化是上承山东龙山文化的又一种考古“文化”,便成了考古学界的共识。

现在,在海岱地区尤其胶东半岛上已经发现的岳石文化遗址已达四五百处。不过,从东岳石遗址出土,至今毕竟不过40年,许多具体问题尚待进一步地探讨,有待于新资料的继续充实和研究的更加深入(7)。因为关于岳石文化时期的东夷族与其同时代的中原夏王朝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古籍中记载甚少,所以深入地研究岳石文化,必将有助于解开夏王朝的许多历史之迷。

二、岳石文化的基本特征

考古学范畴内的“文化”,(主要用于尚无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是指同一历史时期内的多处遗址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而同一类型品如用具及其制造技艺等,则体现为同一种“文化”的主要特征。据考古学界的研究,已知岳石文化的主要特征有:

岳石文化的泥质陶主要为灰陶和黑陶。与龙山最大的差异是岳石陶器的胎壁厚而火候较高,龙山文化最具特色的蛋壳陶和常见的典型器物“鬶”在岳石文化里消失了。岳石文化则出现了子母口三足罐和舟形器等龙山文化不见的新型陶器;岳石文化里最常见的袋足肥大的“素面甗”与龙山后期开始出现的“甗”,其形制也很不相同。上述岳石文化陶器的情况,证明了岳石文化是上承山东龙山文化而发展起来的海岱地区的一种重要的“文化”。

岳石文化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在泥质陶器上施加彩绘(有红单彩和红黄白多彩)而成“彩绘陶”,这是前所不见的。虽然“彩绘陶”的烧制技术并不比“彩陶”的烧制难,但是“从文化史的角度考察,彩绘陶的出现大致晚于彩陶,而具有更深刻的历史意义”。因为“具有实用功能的陶、石器,一旦被施以彩绘,就失去了实用性,而变为礼仪用具--礼器”(8)。这是社会发展进步了的具体反映。

岳石文化的石器形态的变化,主要是由先前的圆形钻孔发展为或单或双的方形凿孔的石器农具的出现,这种新的石器农具,标志着农业生产工具的进步和生产能力的提高(9)。

岳石文化中出现了青铜器(照格庄和尹家城都有发现)。有论者认为这是石器农具得以发生突破性进步(用青铜器凿孔代替了以前的以石钻孔)的重要原因。而且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岳石文化里没有了龙山文化中那种技艺高超但纯属装饰和祭祀用的而非日常用具的“蛋壳陶”,因为“在新石器时代,制陶业既是基本的又是尖端的社会生产部门,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陶器制造上,礼器及一切显示权贵身份的高级器皿,多仗制陶业提供。而冶铜业一旦出现,制陶业日益屈居次要地位”,所以,“岳石文化泥制陶的轮制技术及烧制火候并不比龙山文化低,但其造型及装饰却较龙山文化逊色”(10)。

三、岳石文化的价值

考古学界对岳石文化的研究仍在深入,岳石文化的重要价值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其价值至少已经有了如下几个方面:

(一)为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多元化,提供了又一个重要的有力证据。

现存中国最早的一些古代文化典籍,主要是由周代史官撰写经由春秋、战国以至汉代人整理或编纂而成的。其影响后世最为广泛深远的如《尚书》、《诗经》、《春秋左氏传》等,所述远古史迹都是以华夏地区(即今黄河中游平原地带的晋、陕、豫一带)的夏、商、周三代为中心,而对其周边的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地区所记甚少,影响所及,便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中华文明起源的一元论几乎成了无可动摇的定论。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即使对于中国传统经学进行了勇敢的挑战,对于中国古代史研究起了重要革命作用的“古史辨派”,也仍然认为直到春秋战国之世,中原地区的七国尽向四边开拓,“于是中原文化所被的地方就广,中原人民移徙到边区的就远,而有方三千里的‘中国’涌现”。这种传统的中原文化中心说、中华文明一元论,直到五十年代,仍在史学界占有统治地位。

早在二十年代,由仰韶文化的发现,形成了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中游和“中国文明西来”说(11);到三、四十年代,因龙山文化的出土,又形成了“仰韶、龙山二元并立”说,并否定了“中华文明西来”说;接着,又确定了龙山文化的年代后于仰韶文化,并明确了龙山文化的分布范围远比仰韶文化广泛。但是由于河南安阳“小屯文化”遗址大量甲骨文字等文物的出土,“小屯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的承接关系又极为密切,致使人们对中华文明源于华夏地区的看法,迄未改变。

其实早在三十年代发现的辽宁赤峰“红山文化”和浙江余杭“良渚文化”,已经为中华文明多元论提供了可靠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考古事业突飞猛进,除了中原地区先后在郑州东南郊发现“二里冈文化”(1952年)和在偃师县发现“二里头文化”(1959年)等属于夏商时代的中原文化外,更在古代的“四夷”地区陆续发现了浙江嘉兴马家浜文化(1959年),山东宁阳“大汶口文化”(1959年),山东平度“岳石文化”(1960年),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1973年)、四川广元“三星堆文化”(1980年)等许多不同于中原文化的古代文化,而有了C—14检测年代法,这些新发现的“文化”的年代,很快就可得到明确的判定,这就越来越明显地动摇了“中华文明一元论”和“中华文明只源于中原”说的根基。到1977年,中国考古学奠基人之一的夏鼐先生便说:“从前一般的看法,多倾向于我国新石器文化起源于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然后向四周传播”,但由于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一带也发现了年代很早的与黄河流域文化类型不同的农业部落遗址,“表明它们有不同的来源与发展过程,是与当地的地理环境适应而产生和发展的一种或一些文化。” (12)对于海岱地区,到八十年代中期夏鼐先生更具体地指出:从北辛文化到大汶口文化,到(山东)龙山文化,再到岳石文化,“山东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自有其演化的序列,与中原地区的和长江下游地区的各不相同”(13)。徐旭生先生在他1985年定稿的《中国古史传说》中,则得出了“华夏、东夷、苗蛮三个集团是秦汉间所称的中国人的三个主要来源”的结论。可以说,包括岳石文化在内的一系列重大的考古发现已经证实,中华文明的形成并非传统所说的“中原地区一元论”,而是由华夏及其周边地区的多元文化长期交汇融合而成的多元一体。毫无疑问,当年创造了并不逊色于中原文化的东夷先民们,非但不是传世古代典籍中所说的愚昧落后,恰恰相反,他们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灿烂的古代中华文明的发展,同样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为深入研究东夷文化和夷夏关系揭开了新篇章。

中国古代史籍中称华夏(中原)地区之外为“四夷”(《周官·毕命》、《礼记·王制》、《后汉书·东夷传》均有此说)。“东方曰夷,被发文身;南方曰蛮,雕题交址;西方曰戎,被发衣皮;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由汉代儒士撰写的《礼记·王制》里这段关于“四夷”的记载,基本上表述了周人对于非华夏人的看法,含有明显的轻蔑之意。经过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占据主导和统治地位长达2000余年之久的影响,便形成了“四夷”愚昧落后,无文化可言的错误观念。在旧时代,自幼受“四书”、“五经”熏陶的胶东半岛人,也都是以华夏嫡传自居,而把实系自己先祖的东夷先民们称为“野蛮”人了。

帮助人们揭开历史帷幕,逐步使古代的东夷文明的真相得以复现,主要得力于考古学的发展。

从历史发展和民族融合来看,“东夷”和其他“三夷”有一个不同的特点;即“蛮、戎、狄”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都有复杂分化,它们之中有的部分被华夏和以后的汉族所同化,如属于“南蛮”的“百越”和属于“北狄”、“西戎”的许多部族;有的部分则演化为今日的少数民族,如现在云南的许多少数民族都是“南蛮”的后裔。唯有古代的东夷,因其特殊的地理境遇(东滨大海),在经过夷夏争雄的辉煌阶段之后,再历商、西周到春秋后期,便和华夏族完全融而为一了。

在中国史学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即有人重视东夷历史的研究,如傅斯年、蒙文通、徐旭生等,都把东夷提到了与华夏等同的高度。考古学的发展,到今天已大体确定了“山东的史前文化,至少从新石器时代起,即从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到(山东)龙山文化的整个时期,都应属于东夷远古文化的系统。”(14)对上承(山东)龙山文化的岳石文化的研究,则已证明了“岳石文化实即夏代时期的东夷文化”。(15)而随着对岳石文化研究的深入,夏代时期东夷人所创造的古代文化的特征(见本文第二部分)及在当时人类历史上的领先成分(如农具的先进、早期的青铜冶炼等),也在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认识。

结合考古研究来认识古代传说与古籍所记夏、商中原王朝与东夷关系的零星资料,也有许多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世界历史进入近代以后,欧洲人建立起他们的“世界文化欧洲中心说”,往往有意或无意地轻视或无视包括古老的中华文明在内的东方文化。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外国史学界仍是根据“小屯文化”(主要是对甲骨文的无可争辩的研究),来确定中华文明始于殷商,而无视中国古籍对夏代的记叙,将夏代放在“史前时期”。这也就成了为什么中国要集中以考古学界为主的多方面的学术力量来完成夏商断代研究的重要原因。于是岳石文化的发现及对它的深入研究,也就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三)为研究海岱地区尤其是胶东半岛一带的古代历史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上古史籍中所记东夷事既少且略。《竹书纪年》有“夷有九种: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尚书·禹贡》有:“岛夷皮服”(《冀州》),“嵎夷既略”、“淮夷蠙珠及鱼”、“莱夷作牧,厥篚檿丝”(以上《青州》)等。《尚书·尧典》有:“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后世学者对这几段简略的文字的解说,纷纭不一,难成定论。不过,认为“莱夷”属今胶东半岛,“嵎夷”属今淄潍流域,则大体成为共识。

《竹书纪年》、《尚书》、《诗经》、《春秋左氏传》、《楚辞·天问》里有一些有关夏商王朝与东夷关系的零星记载,都是以中原为中心的。《竹书纪年》有:“后发即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左传·襄公四年》记载晋国的魏绛叙述夏与东夷事较多:“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夷族首领后羿曾因夏民对夏王太康怨恨,而伐夏,攻取夏都。但是“(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专任寒浞,以致寒浞杀羿而代之。“(寒)浞又恃其馋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其子浇攻灭斟灌,封浇于过;又封其子豷于戈。后来,太康之子少康借有鬲氏之助,攻灭寒浞,夏得复国。这段记载大体上反映了夏代中期夏与东夷势力相互消长的复杂关系。据著名《左传》专家晋代杜预注释,“寒”在今潍坊寒亭,“过”在今莱州过西,“斟”在今寿光,“戈”在今河南东部,“鬲”在今鲁西北平原县。(16)可知夏与东夷这段历史中夷族主要人物主要居住在今淄潍地区和莱州、平度一带。可以设想,如果对这一地区的岳石文化遗址进一步地开展有计划的发掘,则很有可能找到当时夷族聚居的村落以至城郭,那就必将把东夷文化和夷夏关系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史学界和考古学界认为,继岳石文化之后的“海岱地区的历史是商夷斗争、商朝政治势力以压倒优势步步东进的历史,是东夷文化与代表中国古代文明的商文明急速融化的历史”。(17)“到商代晚期,华夏系统的商文化已侵入到东夷文化的腹地”。青州苏埠屯商代大墓的出土可为明证,但是“胶东半岛的文化面貌基本还是东夷的,很少见到商文化的因素”。“在商代,整个胶东都还是东夷天下”(18)。所以有学者认为在胶东,岳石文化的下限当及于商代的中期。而古史记载半岛的莱夷人和他们所建立的莱国,则是在经历了西周王朝,直到春秋中期,才最后被齐国所并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莱夷与齐国的融合过程中和融合以后,齐国的国力迅速增强起来,即齐国的经济繁荣、军事强盛、文化发达,都是与半岛上的最后的东夷文化的融入密不可分的。所以对于半岛地区的岳石文化的深入研究,将会进一步地揭示夏、商以至周代,半岛地区的历史面貌,并进而具体地弄清半岛先民们对于中华古代文明所做出的贡献。

四、岳石文化与平度

与所有的考古“文化”的发现一样,岳石文化之最先在平度东岳石村出土,虽有偶然性,更有其必然性。一种“文化”最早发现的遗址,一般都在该“文化”分布范围的中部地带,而不在其边缘区,现已发现的岳石文化分布区域,也证实了这一点。

东岳石村今属平度市大泽山镇。四十年前未修淄阳水库时,岳石河(古称药石河,今称淄阳河)从村南流过。岳石河源出胶东名山大泽山主峰之阳,汇千峰万壑之水,出大泽山西麓,流经东西长20余里、南北宽三二里不等的平缓河谷地带后,进入平(度)西平原,西入胶莱河。东岳石村恰好座落在丘陵与平原的接合部位。

岳石河流经的大泽山西麓以下的山谷地带,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河北岸山丘连绵,构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形成了一个较其四围地带气候温和雨量适度的小流域气候区域。沿河两岸的冲积土壤,十分肥沃。河流上源及两岸低山,林深草茂,保证了河水常年充盈。现存清初著名诗人赵执信《药石水》诗有句:“葳蕤生幽谷,馥郁滋长川。微风引香远,皎日临波寒”。在这位恃才傲物的名士眼中,这里乃是山川秀异大自然锺灵毓秀的所在。

这种特殊美好的自然条件,不仅使得今天的大泽山区淄阳河畔成了举世闻名的葡萄之乡,而且根据岳石文化的发现,可以断定,早在远古时代,这一段河流沿岸的生态环境就格外优越,气候宜人,河水充足,土质肥美,林丰草茂,鸟兽众多,水族滋繁,正是先民们发展渔猎和农耕的最理想的场所。于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长河里,这种地点也就必定很早就成为先民们选址定居建造聚落的地方,东岳石遗址便很有可能就是距今4000---3500年前平度先民的一个聚落。随着近年来平度西前庄等岳石文化遗址的陆续发现,更证明今天的平度淄阳河流域必定是当年莱夷先民们的一个主要的生息地域。

前已述及,现存古籍中有关夷夏关系的一些重要夷族首领活动的地点寒、过、斟等地,都在距岳石遗址一二百里之内。由此可以推断,在这一地区尤其是今平度西北境一带,很可能存在着非常丰富的岳石文化地下埋藏物。据此,我们也就有充分理由,吁请考古学界今后更加重视对平度境内的考古发掘和研究。

由于东岳石遗址出土的时代背景(1959年冬大跃进时)及其偶然性(修水库时发现而非考古工作者的寻觅所得),当年出土的许多陶器被毁坏,后来遗址的大部被淹入水库;只是遗址最上层的几处战国墓葬中的一些铜器当时曾被收存,也因未得到考古文物部门的及时鉴定和保护,以致后来流失无考。虽然1960年经由中科院考古所山东队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所获仍颇丰富而且极其珍贵,且经研究,认识了它的价值,但其遗址未得完整的保存,在以后的十年浩劫时期,更不可能得到完善的保护。与山东境内的其它著名文化遗址,如三十年代出土的“龙山”,五十年代出土的“大汶口”以及七十年代出土的胶州三里河大汶口文化遗址等相比,东岳石遗址的遭遇是很不幸的。如今,中国考古发现的许多“文化”的第一个遗址,如仰韶、大汶口、龙山、良渚、河姆渡、三星堆、二里头、二里冈、小屯等等,大都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而东岳石遗址现仅为省级,也显然是低了。

所幸自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省、市、县各级政府对岳石遗址的保护,考古学界对岳石文化的研究都日益重视起来。1993年,由社科院山东考古队、青岛市文物局和平度博物馆联合进行了东岳石遗址的第二次科学发掘,出土文物相当可观(发掘报告尚未发表)。近几年来,在青岛地区,平度、即墨、城阳、胶南、莱西等地又陆续发现了十几处岳石文化遗址。凡此,都预示着对岳石文化的研究与认识,即将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而做为保存古代东夷文化时间最久包括今平度在内的胶东半岛地区的先民们对于中国古代文明所作的贡献,则将清晰地显现其历史的本相,从而得到公正合理的评价。(写于1999年6月)

江苏无锡人钱穆,国学大师,以擅长考证见称于世。不过他的高足余英时说,他不是为考证而考证,而是为一个更高的目的服务: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而在地域上,他则从山东去寻觅:

“若把代表中国正统文化的,譬之于西方的希腊般,则在中国首先要推山东人。”

《论中国历史精神》第104页,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

在山东,则首先要推鲁人。洙泗流域的这一方人,历史上是中国正统文化的代言人。曲阜师范大学研究员杨朝明先生,在鲁文化的阳光雨露沐浴下,历经数载,完成了皇皇巨著《鲁文化史》。

在中国上古时期,由于山川阻隔,交通极为不便。西周以来,以各个重要的诸侯封国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在众多的区域文化中,鲁国的文化居于一种领先的、中心的地位。

第一,鲁国受封之地早已经是中国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山东被称为“齐鲁之邦”,先秦时期,鲁国和齐国分处于泰山南、北,在泰山以南(今鲁南)地区,已发现了众多的原始文化遗迹。“沂源人”与“北京人”时代相 当,他们可能是这里古人类的祖先。以之为中心,仅其附近便发现了猿人化石和近百个旧石器和新石器地点,说明这里是几十万年以来古人类活动的重要中心之一。 更为重要的是,进入新石器时代以来,这里更有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一脉相连,在鲁南地区形成了中国史前文化的完整序列。《帝王世纪》云:“炎帝自陈营都于鲁曲阜。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后徙曲阜。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颛顼始都穷桑,都商丘。”张守节《史记正义》曰:“穷桑在鲁北,或云穷桑即曲阜也。又为大庭氏之故国,又是商奄之地。”远古时代许多氏族首领都与曲阜有关,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

周初,伯禽为首的周人来到曲阜一带后,这里又成为东西文化的交汇之地。殷商兴起于东方,曲阜一带曾为商人旧都,即使在迁殷之后,他们仍然与这里联系密切。 直到周初,这里依然是殷商势力极重的地区。周族自西方发展起来,他们在取代殷商之后,要想很好地统治天下,就不能不把东方作为统治的重点,因此,可以说鲁国受封之地是他们首先要考虑的战略要地。这里距王都较远,东南沿海地区的淮夷以及徐戎等也没有立即臣服于周。武庚叛乱时,”殷东国五侯”群起叛乱,奄国及其附近各部都是周公东征的主要对象,史籍中所谓“攻商盖”、“攻九夷”(《韩非子·说林上》)、“灭国者五十”(《孟子·滕文公下》)都是在这些地区。甚至伯禽被封于曲阜后,“淮夷、徐戎及商奄又叛”(《艺文类聚》卷十二引《帝王世纪》)。欲很好地镇抚东方,把这里作为周室堡垒是非常合适的。

伯禽受封时,周室为鲁国制定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的治国方针,并分给鲁国“殷民六族”,使之“职事于鲁”(《左传》定公四年)。这样,伯禽一支所带来的周文化与殷遗民及当地土著固有的文化相互交汇、影响,共同形成鲁国的文化。

第二,鲁文化的特殊地位与鲁国在当时诸侯国中的特殊地位是统一的。

鲁国虽是周王朝分封的一个邦国,但它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邦国。鲁自周初始封,历西周、春秋、战国,到公元前249年为楚国所灭,历时七、八百年,在当时的政治、文化舞台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鲁国的始封之君是周公的长子,而周公无论在帮助武王争夺天下,还是在成王年幼时平定天下以及辅助成王,都有卓著的功勋,他在周初政治中的地位十分显赫。因此,鲁国初封时不仅受赐丰厚,而且相对于他国来说还得到了不少特权。鲁国可以“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礼记·明堂位》也说:“凡四代之器、服、官, 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从文献记载以及考古材料综合考察,这种记载应该是可信的。如周王室的职官“宗伯”、“太宰”、“大司徒” 等,鲁即有之。如替国君掌管祭祀的“宗伯”,其他国家只称“宗”或“宗人”,有“宗伯”之称的只有周王室和鲁国。又,“鲁得立四代之学”(《礼记·明堂位》孔颖达疏),鲁还有四代之乐。恐怕这都是鲁国特有的现象。

鲁国受封的同时或者稍后,周王室在东方又分封了一些小国,这些小国有的即为鲁的附庸,有的则以鲁国为“宗国”。时至春秋王室衰微,礼坏乐崩之际,许多小国依然纷纷朝鲁,并且到鲁国学礼、观礼。在东方夷人势力较重的地区,鲁国始终不忘“尊尊而亲亲”的原则,使鲁国的政权一直掌握在“伯禽”之后的周人手中,鲁国较完整地保存着周礼,周代的礼宾传统深深地影响了鲁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如在政治方面,《礼记·明堂位》说:鲁国“君臣未尝相弑也,礼乐、刑法、政俗未尝相变也。天下以为有道之国,是故,天下资礼乐焉。”在诸侯国中,鲁国的政治是相对较为稳定的,因此鲁国也就成为各国学习的榜样。《左传》襄公十年说:“诸侯宋、鲁,于是观礼。”宋国保留的自是殷礼,鲁国保存的则是典型的周礼,即所谓“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这样,鲁国为宗周在东方代表的形象更加突出,因为时人视礼为国家的根本,周礼似乎就是周王朝的象征。

春秋时期,“政由方伯”,但在各诸侯国会盟等的班次上,鲁国却位居前列。一般说来,“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左传》隐公十一年),鲁既为姬姓,又为周公之裔,故在诸侯位次序列中有“班长”(国语·鲁语上)之称,被列为首席。如春秋初年,齐遭北戎侵犯,齐向各国求助。在战后答谢诸侯时,齐国馈送粮饩给各国大夫时,齐请鲁国案班次代为分派;晋文公主持“践土之盟”时,在各会盟国进行的歃血仪式次序上,除主盟的晋国外,鲁也被排在各国的最前面。既然周室对鲁国寄予厚望,把鲁国分封在商奄旧地,那么,在推行周代礼乐制度时,有“望国”地位的鲁国也就不能不以表率自居了。

鲁国为东方的宗周模式,担负着传播宗周礼乐文明的使命,如在周王朝治国政策的贯彻上,鲁国即堪为典范。周公治国,他的保民思想、明德慎罚、勤政任贤等都似乎在鲁国当政者身上有明显体现。当然,说鲁国为“宗周模式”,决不是说鲁国完全排除它的文化因素,使鲁国全盘周化,而是在政治统治上鲁国为周王朝的东方代理人,而且在鲁国上层贵族中完整地保存着周代礼制。事实上,鲁国要彻底推行周文化而以之取代当地的固有文化,既无必要,也没可能,因为周灭商后对殷商旧地采取的就是“怀柔”的政策,更何况鲁地殷遗势力极重,而且文化的推广也不是任何外来强力所能成功的。

第三,从与其他区域文化的比较中也能看出鲁文化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在区域文化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将鲁文化与齐文化相互比较,这是很有道理的。齐、鲁两国地域相邻,在文化方面具有很多的可比之处。就先秦时期两国的文化而言,它们有同有异。从实质上说,崇周礼、重教化、尚德义、重节操等等都是两地人民共有的风尚。两国文化上的不同之处更多,齐人的务实开放,鲁人的重视礼乐,使齐、鲁两国在文化上各具特色,并且位居当时华夏文化的领先或者中心地位。但齐、鲁两国的文化孰优孰劣,不少论者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大谈鲁文化的所谓 “保守”、“落后”和“缺乏进取”。而实际上,分析文化的优劣应当具有历史的眼光,而不应该离开当时的具体时代。

从文化的传承关系上看,周文化与鲁文化乃一脉相承,或者说鲁文化就是周文化的代表。周人灭商以来,周文化在总结和吸纳前代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又有了显著进 步。《礼记·表记》上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有学者称夏、商时期的文化分别为“尊命文化”和“尊神文化”。从根本上说, 周文化就是礼乐文化,而礼乐的实质则是秩序,礼乐文化是一种人文文化。周文化与夏、商文化的不同,最为重要的即在于其人文理念的上升。自周公制礼作乐开 始,周文化的重礼风格便已初步形成,而周人又有重视农业的传统与之相适应,这样,便奠定了中国几千年传统宗法农业社会的文化基础。

鲁国的文化风格与周文化是一致的。建国伊始,鲁国的始封之君伯禽就在鲁地变俗革礼,进行大的动作,推行一种新文化。应当指出,鲁国的这种变革历时三年,显 然是循序渐进,而非急风暴雨一般。因此,它与强行毁灭一种文化而推行另一种文化是有区别的。其实,周代礼乐广采博纳,其中也有殷文化的不少因素,因为周礼 即是从殷礼“损益”而来。应当承认,在与周边当时各族的文化相比,周文化是一种最为先进的文化。鲁国下了大的气力推行周文化,是为了适应周王朝的政治统 治。从一开始,鲁人便显示了文化上的进取精神。

文化的优劣在文化的交流中最容易看得清楚。一般说来,落后的文化要不断地学习先进的文化,来丰富和完善自身。就齐、鲁两国而言,齐国就常常向鲁国学习。

众所周知,管仲的改革对于齐国成为泱泱大国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但是,正如有的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管仲改革乃有吸收鲁文化之长、补齐文化之短的深意。管仲 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定四民之居,推行士、农、工、商四业并举的政策,把发展农业放在经济基础的地位,置于工、商业之前,这明显吸收了鲁国以农业立国的 思想,以补齐国偏重工商、渔盐、女工之业,忽视农业而造成社会不稳之弊端;管仲还针对齐国传统礼义道德观念淡薄,习俗落后,以致于君臣上下无礼、男女关系 混乱,从而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的情况,十分注意从鲁国吸收周礼文化,强调礼义道德的建设。

管仲如此,齐国的其他君臣何尝不是如此。齐国虽然有人对孔子所讲的繁文缛礼不感兴趣,但他们毕竟不能不对鲁国“尊卑有等,贵贱有序”礼治秩序表示重视。例 如,齐国的另一位名相晏婴就曾经与齐景公一起到鲁国“俱问鲁礼”(《史记·齐太公世家》);孔子到齐国时,齐景公也不失时机地问政于孔子。又如,鲁国发生 庆父之乱时,齐欲伐鲁,但有人看到鲁国“犹秉周礼”,认为“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左传》闵公二年)。有一次,齐人伐鲁,见一妇人带着两个孩子,开始 时抱小而挈大,大军将要到跟前时,反而抱大而挈小。当问及时,妇人说:“大者,妾夫兄之子;小者,妾之子。夫兄子,公义也;妾之子,私爱也。宁济公而废私 耶。”齐国从而罢军,他们认为:“鲁未可攻也,匹夫之义尚如此,何况朝廷之臣乎?”(《说苑疏证·佚文考》)

齐人看重周礼,向鲁国借鉴、学习,显示了其积极进取、灵活开放的一面,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然而,这也证明齐文化中存在不少有待改进之处。如在君臣 关系方面,齐国出现了不少相弑相残的现象,而鲁国的情况要好得多。鲁国的大夫臧文仲曾教别人“事君之礼”说:“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 见无礼于其君者,逐之,如鹰之逐雀也。”(《左传》文公八年)这种典型的尊君之论,便基于鲁国深沉的礼乐传统,这对于鲁国君臣关系的和睦,对于鲁国社会的 安定都有积极的作用。而且动态地就君主制度的发展来看,鲁国的这种礼治秩序也有其进步的一面。再如婚嫁习俗方面,“同姓不婚”是鲁国最为基本的婚姻习俗, 不论男婚还是女嫁,均不找同姓。鲁国还特别注重男、女之别和夫、妻之别,这与齐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婚姻制度史的研究早已表明,“同姓不婚”之制相对于氏 族族内婚姻是极大 的进步。正因如此,鲁国的婚姻制度才为当时各国所普遍认可,例如,《史记·商君列传》记商鞅说:“如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 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在当时的情况下,严格的婚姻制度以及男女界限是清除旧的习俗的最好办法,在这方面,鲁人的做法是具有表率作用的。

齐、鲁两国的文化交流从各自的文化特色形成之日起便开始了,但两国文化上的优劣之争似乎也未间断,直到战国时的孟子也还如此。《孟子·公孙丑上》记公孙丑 问孟子说:“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婴之功,可复许乎?”孟子回答说:“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婴而已矣。”孟子的话就似乎表现了鲁人对齐人的轻蔑。其实, 由于齐文化的起点较低,齐人在以后的国家建设与发展中努力进取,使齐文化表现出了开阔、灵活、积极的特质。所以清代学者俞樾在谈到齐人对于后来儒学发展所 起的作用时说到:“齐实未可轻也”(《湖楼笔谈》卷二)。通过近10年来的深入研究,人们加深了对齐文化的认识,从而已经改变了长期以来对齐文化的不恰当 评价。

最后,还有必要谈一谈“鲁文化”与所谓“邹鲁文化”的概念问题。

我们前面引到孟子的话,认为他的观点代表了鲁人看法,但并不是说孟子也是鲁人。关于孟子的里籍,《史记》称其为邹人。邹地战国时是否属鲁,历来存有争议。 但不论如何,孟子和鲁国的联系却不同寻常:首先,孟子居地近鲁。他本人曾说自己“近圣人(孔子)之居若此之甚也”(《孟子·尽心下》);孟子又为鲁国孟孙 氏之裔;孟子在齐,丧母而归葬于鲁,说明孟子上代迁鲁不久;孟子还极为崇拜孔子,并“受业子思之门人”,其思想与鲁文化传统的关系不可分割。因此,认为孟 子的观点代表了鲁人的看法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孟子为邹人,以孟子和儒家在当时的巨大影响,人们自然不能忽略作为一个具体国家的邹国。邹国就是邾国,在春秋时,“邾”有两种读音,《公羊传》读为邾娄, 《左传》读为邾,对此,王献堂先生解释说:“古人音读有急声,有漫声,急声为一,漫声为二,而其漫声之二音,亦可分读。……漫声连举为邾娄,急声 单举为邹,漫声分举,则为邾为娄。”(《邾分三国考》)王献堂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这就是说,战国时代邾国被称为邹,只是称呼了邾娄的合音。

邾国立国较早,周朝灭商后,又封曹侠于邾,邾国遂成为周王朝的一个诸侯国。邾国的北部边境与鲁国国都曲阜相距很近,邾君曾言“鲁击柝闻于邾”(《左传》哀 公七年),春秋后期,“邾庶以其漆、闾丘奔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邾国的北部边境逐渐南移。这样,孟子居地与鲁国的联系更加密切。

邾为曹姓国家,从意识形态方面的文化看,邾国受周礼的影响很少。如邾人用人殉葬,用人祭社,这都不符合周礼的要求。鲁人就称邾人为“夷”,邾、鲁两国文化 差异较大。只是到了战国时代,由于鲁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如孔子的孙子子思曾到邹地讲学,特别是孟子迁居到邹,使邹地名声日隆,这里也有了浓重的儒家文化氛 围。在这一点上,人们才将邹地与鲁国相提并论,而且,由于孟子的原因,自战国时起,人们将两地合称时,还把“邹”放在“鲁”的前面,而称为“邹鲁”。因 此,将鲁文化作为周代的区域文化进行研究,而不是专门探讨作为一个学术派别的儒家文化时,还是以“鲁文化”(而不是“邹鲁文化”)作为一个研究单元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