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豆瓣小站。本刊编辑部从2013年1月至2013年12月中国大陆出版的书籍中评选出“2013年度十大好书”,它们是:

  • 《我的辩词与梦想》
  • 《陈独秀全传》
  • 《南非的启示》
  • 《新政治经济学讲义》
  • 《寻找苏慧廉》
  • 《炸裂志》
  • 《忍不住的“关怀”》
  • 《知识分子与社会》
  • 《邓小平时代》
  • 《巨富》

《我的辩词与梦想》

张思之/著 法律出版社 2013年3月
张思之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真善美”的化身,但他最为世人称道的,是其职业伦理和专业精神。他反对将法律问题政治化。即使为政治犯辩护,也力求在现行法律框架内,依靠扎实的证据,及对法条的透彻理解和娴熟把握,或层层剥笋势如破竹,或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书中收录的辩词 “极大地丰富和改变了汉语的精神与内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旧版缺失的增补内容的出版是一大进步。

《陈独秀全传》

唐宝林/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年7月
该书是陈独秀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观点和视角。作者毕三十年之功,不厌其详,追根究底,深入爬梳史料,推定史义。该书充分运用了晚近解密的大量一手资料,详尽梳理了陈独秀一生思想发展的脉络,又展现了其人与国共两党、与中国革命复杂纠结的历史关系。

《南非的启示》

秦晖/著 北京汉唐阳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13年10月
南非的前车之鉴表明“低人权优势”造就的奇迹并非永久可恃,国人在经济“奇迹”中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防止陶醉于奇迹而漠视低人权优势积累起来的社会危机,防止社会不公正从“权家通赢”恶化成“赢家通吃”。秦晖先生以南非为明镜,为中国的发展照亮前行之路。

《新政治经济学讲义》

汪丁丁/著 北京世纪文景出版集团 2013年9月
在汪丁丁看来,新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关于冲突及其协调的社会科学,它能帮助人们走出“历史的终结”乃至可以让中国人生活得更美好。

《寻找·苏慧廉: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沈迦/著 新星出版社 2013年3月
沈迦历时六年,走访了苏慧廉生活过的各个城市,寻找历史后人,用翔实的史料,为我们还原了苏慧廉百年前的人生轨迹,也描绘出大时代的波澜壮阔。沈迦为我们打捞了一位被忽略的历史人物,还原了传教士在近代中国文明进程中的作用。

《炸裂志》

阎连科/著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2013年10月
“炸裂”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现实的隐喻:前所未有的变革来得迅疾而凶猛,犹如爆炸,嘭地一声,改天换地。在巨变中,人心与世道都在承受着种种分裂。阎连科试图通过小说缔造一部时代的崛起史、繁荣史,同时它也是创伤史、荒诞史。小说中的“炸裂”,不仅是当代中国社会激烈变迁的寓言,更是中国人的心态由政治崇拜向物质崇拜的“炸裂”寓言。

《忍不住的“关怀”》(增订版)

杨奎松/著 广西师范大学理想国 2013年5月
通过对张东荪、潘光旦、王芸生三人的个案解析,杨奎松认为知识分子要保持独立思想与批判精神,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经济自立,二是有言论空间。与其批判知识分子的软弱,还不如构建一个摆脱了生存压力和利害关系的公共领域,人们能够在其中互相影响和互相作用,从而实现人的更高本质。

《知识分子与社会》

(美)托马斯·索维尔/著 张月梅、梁兴国/译 中信出版社2013年8月
作为美国著名的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索维尔的批评对象主要是左翼知识分子。比如在经济领域,几代左翼知识分子热衷谈论财富如何被分配却不关心财富如何被创造,这种“半路开始的叙事”最终造成既低效又不公正的经济政策。
问题不在于这些人是坏人。而是他们如此急于为社会负责,以至于把“社会”自身所蕴含的力量和智慧给摒弃了。索维尔通过此书警告知识分子,从抽象的理论世界走出,睁眼看看真实的社会。否则只能是“把世界搞得一团糟的糊涂蛋”。

《邓小平时代》

傅高义/著 冯克利/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3年1月
该书涵盖了丰富的中外档案资料和研究成果,以及为数众多的独家访谈,既具学院研究的严谨专精,又对中国现实政治与事理人情有透彻把握,是邓小平及近代中国研究无法绕开的著作。

《巨富》

(美)克里斯蒂娅·弗里兰/著 周晋/译中信出版社 2013年11月
作者深入追踪全世界超级富豪近20年,以原汁原味的采访资料为依据,深刻的全方位解析,为我们解密新镀金年代精英们的生活方式与吸金之道,为我们打开巨富的隐秘世界,窥探其中不为人知的规则。该书试图通过观察全球新贵来理解世界经济的变化形态:他们是谁、如何赚钱、如何思考,以及如何同他人联系。对于当下中国,这本书有耐人寻味的意义。

安妮宝贝、韦力-《古书之美》封面
安妮宝贝、韦力-《古书之美》封面

以前从来没有看过安妮宝贝的一本书,但大名已经如雷灌耳。

对藏书家韦力就既没看过他的著作,也没有听过他的名号和事迹。可见他确实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人。

读「古书之美」这本书,主要是我对古籍还是有一些小兴趣,本科读的是历史专业,研究生读的是历史文献专业。此事也可见我的专业素养不算高,对当代藏书最多的藏书家都还不了解,实在惭愧。

读完这本书,应该说我确实对安妮宝贝和韦力先生都充满了敬意。

先聊聊这本书吧。我是被书名和封面所吸引,并且也看了「开卷八分钟」对这本书的推荐。书价格不算便宜,但确实物有所值,装帧设计和用纸都十分考究,让人爱不释手,特别是文中的大量的精美插图更是值得细细观赏。

全书越读起来非常流畅,所谈及的内容也并不高深,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代,多有所论及,特别是韦力先生谈自己的藏书经历和爱书情节,很吸引我,也很契合我的感受。

深入其中,仿佛我也参与到了这个藏书爱好者的小聚谈。我想很多爱书人可能和我一样,会产生"吾道不孤"的共鸣,这是一种很温暖的阅读体验。

对传统文化,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有自己无法推脱的责任。了解传统,反思传统,传承传统,我们都应该肩负起一份责任,这是一种文化自觉,因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传统中我们才能获得更多的温暖和认同。韦力先生为此做了很多的努力,也做了很多的牺牲,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在自己的领域做出了颇多成就,值得我们去效仿。

安妮宝贝、韦力-《古书之美》内页
安妮宝贝、韦力-《古书之美》内页

作为一个成功人士,他对工作和爱好的平衡,也值得我们去思考,用心工作,利用工作创造的价值来支撑自己的爱好,这样才能更好的去从事自己所热爱的事业,他并没有执着其一而放弃其二。这确实不简单,不是吗?我的经历告诉我,能做到这一点确实不容易,需要清醒的自我认识和坚定的意志。

今晚看了这篇纪念文章,王永兴先生的治学态度、教导弟子的方法让我感动,也很受激励和启发,就转载上来吧,推荐给攻读文史专业的同学,共享、共勉!

老一辈的学者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啊!文中提到的学习历史学的很多方法很值得我们借鉴。时代不同了,我们今天尤其缺乏他们的认真、踏实的治学态度。

与天壤同久,共三光永光

——追忆王永兴先生

王宏治

1977年,我如愿考入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我们实际入学的时间是在1978年春季。入学之时,虽打倒 “四人帮”已一年多,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还有待时日。学校开课后用的教材、教案大多仍是“文革”中的东西,比较好一些的则是个别老教师用“文革”前的教案及观点授课,这已经是“思想解放”的先行者了。

应当是1979年的某一天,历史专题选修课忽然来了一位非本校的老先生,消息灵通的同学都很兴奋,说这是陈寅恪的门生王永兴先生,是位大师级的人物,来给我们讲授《隋唐五代经济史》专题课。开始选修此课的学生有不少,我也在其中。王永兴先生授课的方式也与众不同,他上台先在黑板上写满史料,将隋唐的《田令》和《赋役令》从厚重的古籍书上逐条抄下,然后再逐句为我们讲述。其讲解史料若剥笋剖瓜,当史料讲完,其观点结论已自然得出,令我惊诧不已。因为王先生要求选课的学生读许多参考文献,还布置我们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抄录资料,很多同学不适应这种须自己动手、动脑筋的授课方式,渐渐来听课的人越来越少,但剩下的恰是有志于中国史研究的同学。这也正是王先生在课堂上反复鼓励我们的。在此我保留了一份王先生布置我们抄录史料的要求与体例,转录于此(原文为繁体字、竖行),以纪念王先生的授课之恩。

《隋唐五代经济史资料抄录要求与体例》

一、按提纲抄录,务必抄全,不可脱漏。

二、每张纸抄录一条材料。

三、用八开格纸,竖抄,用钢笔,繁体,正楷抄录。

四、材料出处抄在第一行,上端空两格,书名、传记名、志名等不另加括号。如:

宋史卷三二八·蒲宗孟传

王偁:东都事略卷八三·蒲宗孟传

宋会要辑稿六九五七页·一七七册·兵一二·捕贼二

五、抄录材料时,第一行上端空两格。

六、引文首尾加“  ”号,注文加(  )号;原按加〔  〕号。如:

“政和五年正月丙辰,长宁军界夷人卜漏等反,攻梅岭堡,陷之。”〔原按:此据初草,二月三十日,令赵遹指置圣旨追书,须憋考详。〕

七、材料中遇有年代、人名与材料不衔接时应在引文前加上,如:

大观二年正月戊寅,“河东北盗起。”

石公弼“知扬州,群不逞为侠于闾里,有号亡命社。”

八、标点符号完全照二十四史标点本之标点。

从此以后,我作历史研究基本上就是遵循这种方式读书,摘录史料。这是我就读研究生之前对王永兴先生的初步印象。

1981年,我考取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我们这届入学的时间是1982年春节后。记得报到时天气还比较冷,我在历史系办公室办完手续后,王玉梅老师说:“你就是王宏治呀?王永兴老师让你到他家去一趟。”于是我就按地址找到王永兴老师家,当时他还住在建斋的一间据说是由厕所改建的宿舍。因为在师院上过王先生的课,课间休息时我也常向王先生讨教,故双方都不陌生,很快就聊到一起。王先生直接问我打算读哪一段?我们当时考研是按中国历史上半段(隋唐以前) 和下半段(宋以后)分专业,但入学后具体研究方向则根据导师再定。我说我对中国法制史比较感兴趣。王先生说,《唐律》是中国法制史的基础,既然要研究法制史,就必须学好《唐律》,并表示希望我能跟他学。我也就没有再犹豫,当场答应就跟王先生学习隋唐五代史。

1982年的北大历史系的中古史专业,可以说是刚从“文革”阴霾中恢复元气。一批泰斗级的教授重新走上讲坛,其中有邓广铭、周一良、田余庆、张传玺、商鸿奎、许大龄、祝总斌、吴荣曾、张广达、吴宗国等,王永兴先生按时下的话说是作为“引进人才”从山西调入北大的。北大开放的学术氛围使我们不仅可以聆听本系 名师的授课,还可以任意选听自己感兴趣的外系名家的讲座,如我还选修了宿白先生的考古学、汤一介先生的佛教史等。王永兴先生的课理所当然的是我的重头戏。 王先生每学期开两门课,一门隋唐史,一门敦煌学,从来也不重复,所以我三年来共听导师亲授12门课。这可能是现在的研究生不能想象的。

敦煌学对我来说是很陌生的学问,此前我只认为敦煌学与美术等有关,与隋唐史似乎稍远。王先生每次上课,将要讲授的有关敦煌学的文书用油印机印出来,发给我们。这种印刷方式现在已经很少用了。先在钢板上用蜡纸刻版,再用一种胶滚子在油印机上以油墨印制。发到我们手里时还散发着油墨的清香。尽管有油印资料,王先生仍要一丝不苟地将相关史料全部抄写在黑板上,抄完一段,就讲解一番。黑板抄满了,我就主动上前将讲过的部分擦净。三年来,王先生不断地抄写,我就不断地擦拭。王永兴先生就用这种方式,逐字逐行逐句地为我们讲解千年前埋藏在敦煌藏经洞中,面世后又历经沧桑的敦煌文书。他充满激情地讲述着陈寅恪先生的《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他强调陈寅恪先生的名言: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鼓励我们立志于从事敦煌文书学的研究,我们在他的鼓动下也“勉作敦煌学之预流”。王先生讲敦煌学给我留下印象较深的一是“吐鲁番唐永淳元年氾德达飞骑尉告身研究”,二是“敦煌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户籍残卷研究”,三是“敦煌水部式研究”。通过王先生的讲解,我始知,做学问当从识字开始。王先生不厌其烦、不厌其详地为我们讲述古代文书中的字句,有时我只觉得我就是个小学生。对于经历“文革”,没有受到过系统训练的我来说,确实感到受益匪浅,知道学问是怎样做出来的。刚到二年级,王先生又从国家历史档案馆取回一些“吐鲁番文书”,每人按专题分得几页,要求我们“作文书”。我分到几页唐初的馆驿文书,“唐开耀二年宁戎驿长康才艺牒为请追勘遣番不到驿丁事”和“唐开耀二年宁戎驿长康才艺为请处分欠番驿丁事”等(这几件文书1985年后,由文物出版社发表在《吐鲁番出 土文书》第六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