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苏轼知密州、登州 (下)

苏轼知密州、登州及往返途中,既怀想亡妻,又思念胞弟;既广交新朋,又不忘老友,其思亲、交友之所作所为,感人肺腑,… 继续阅读【转载】苏轼知密州、登州 (下)

北宋景祐二年(1035年),石介在京东路奉符(今山东泰安市)创建泰山书院,并敦清孙复主持书院教学。书院主持和受业门人及支持赞助者组成的学术团体,被称为泰山学派。泰山学派作为一个学术团体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宋代儒学复兴中占据重要地位。

泰山学派推动了疑经学风的形成。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及其经典被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们对经典不敢有什么怀疑, 甚至对经师们所作的注疏也不敢怀疑。如此一来,充满理性精神的儒家学说在汉唐儒者手中便成了僵死的条文。到宋代,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而在这一变化中, 泰山学派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研究儒家经典时,往往抛开前人成说,自寻义理,以自己的思想去理解领会儒家经典,表现出独立的见解。泰山三先生之首孙复以 治《春秋》名世,著《春秋尊王发微》。欧阳修在《孙明复先生墓志铭》中说:“先生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其言简易,得于经之本义为多。” 晁公武评价孙复在《春秋尊王发微》时说:“不取传注”,“其言简而义详”。陈振孙也称赞其“不惑传注,不为曲说,真切简易”。泰山学派的核心人物石介对经 学也很有研究。他认为自韩愈死后数百年,异端肆行,邪说蔓延,各家注疏已严重背离先儒经典,不足为解经的凭据。泰山学派对汉唐注疏的认识,推动了宋代疑经 改经学风的形成,逐渐使汉唐注疏之学转向义理之学。

泰山学派推崇孟子。孟子在宋以前的地位并不高,《孟子》一书并未入经,只能归入“子部”,直到南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才把《孟子》正式列入“经 部”。唐以前,孟子在人们心目中只是一般的儒者,并不能与孔子并提,人们所称的“孔孟之道”是后来的事。在孟子地位的提升过程中,泰山学派发挥了巨大的作 用。孙复在《春秋尊王发微》中,把孟子看作是“道统”链条中继孔子之后的首要环节。他说:“孔子既没,千古之下,攘邪怪之说,夷奇险之行,夹辅我圣人之道 者多矣。而孟子为之首,故其功钜。”(《孙明复小集》)孙复的弟子石介,把孟子抬得更高。石介倡导“道统”,把孟子看作是自孔子之后“道”的承继者。他认 为,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子之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孔子之后,“道”的发展出现断裂,至盂子,始又发扬光大。石介在当时政界及学术界都颇具影 响,以其为核心的泰山学派的尊孟言行直接影响到当时的学术取向。在泰山学派的努力推动下,孟子的思想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孟子的地位也随之越来越高。宋 神宗元丰年间,学统四起,学派纷出,洛学、关学、新学各派都尊崇孟子,《孟子》一书也由“子”入“经”。至南宋时,著名理学家朱熹将《论语》、《孟子》与 《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合编为《四书》,作《四书章句集注》。自此,孟子与孔子得以相提并论,人们遂把孟子的学说与孔子的思想合称为“孔孟之道 ”。

泰山学派以卫道士身份极力排斥佛、道,捍卫儒学的正统地位。佛教传入中国之际,正值两汉经学呈各守门户、固步自封、因循守旧之态,因此没有力量抵抗佛 教的冲击。汉魏以后,佛道势力的膨胀,严重冲击了儒学的地位,也冲击了封建的纲常秩序,以儒家正统思想自居的泰山学派,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他们的排佛、老 斗争。孙复针对佛、老盛行的社会现实,极力倡导“道统”,意在复兴儒学。他在泰山讲学时的居所曰“信道堂”,表示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捍卫孔子之道。面对 佛、老对儒学的冲击,他奋起而作《儒辱》,号召人们对佛道鸣鼓而攻之,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石介在排佛、老方面更为激进,写有《怪说》、《中国论》、 《辨惑》、《读原道》、《尊韩》等文章,抨击佛、道,捍卫儒学。石介排佛、道有两面旗帜,一是先王之道,即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子之道,具体说 就是儒家的伦理道德;二是夷夏之辨,石介把佛、道称为“夷教”、“胡教”,提出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教其教、各礼其礼的解决办法,认为只有这样,才 能维护圣人之道,实现“中国一教”。以孙复、石介为首的泰山学派对佛、老的排斥,捍卫了儒学的正统地位。

泰山学派与理学的形成也很有关系。理学是宋学的主流,其形成是儒学复兴的标志。人们在追溯理学思想渊源时,无不肯定胡瑗、孙复、石介“泰山三先生”的 开山作用。黄震说:“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始,晦庵有‘ 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语。”(《宋元学案·泰山学案》)强调“三先生”在理学中的开创之功,实际上是肯定了泰山学派在理学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宋兴80 年,有志于复兴儒学的知识分子,鉴于晚唐五代以来佛老之学凌驾于儒学之上的社会状况,为重建文化秩序和社会秩序奔走呼号。他们一反汉唐注疏之学的死板和僵 化,力倡恢复先秦儒家的干政职能,讲学授徒,对改变视教育为利禄之途的教育体制发挥了重大作用。孙复、石介等人创建的泰山书院,在这方面尤为突出。全祖望 说:“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安定沉潜,泰山高明;安定笃实,泰山刚健;各得其性禀之所近。要其力肩斯道之传,则一 也。”(《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胡瑗、孙复、石介等崛起于泰山,他们努力探索弘扬光大儒学的途径,认为要理解经旨,必须从探求义理入手,不拘前人之学, 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强调探求儒家经典的宏旨大义,即人们常说的“理”或“理达”。泰山学派躬身力行的实践和探索,实际上是开“义理之学”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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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无锡人钱穆,国学大师,以擅长考证见称于世。不过他的高足余英时说,他不是为考证而考证,而是为一个更高的目的服务: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而在地域上,他则从山东去寻觅:

“若把代表中国正统文化的,譬之于西方的希腊般,则在中国首先要推山东人。”

《论中国历史精神》第104页,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

在山东,则首先要推鲁人。洙泗流域的这一方人,历史上是中国正统文化的代言人。曲阜师范大学研究员杨朝明先生,在鲁文化的阳光雨露沐浴下,历经数载,完成了皇皇巨著《鲁文化史》。

在中国上古时期,由于山川阻隔,交通极为不便。西周以来,以各个重要的诸侯封国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在众多的区域文化中,鲁国的文化居于一种领先的、中心的地位。

第一,鲁国受封之地早已经是中国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山东被称为“齐鲁之邦”,先秦时期,鲁国和齐国分处于泰山南、北,在泰山以南(今鲁南)地区,已发现了众多的原始文化遗迹。“沂源人”与“北京人”时代相 当,他们可能是这里古人类的祖先。以之为中心,仅其附近便发现了猿人化石和近百个旧石器和新石器地点,说明这里是几十万年以来古人类活动的重要中心之一。 更为重要的是,进入新石器时代以来,这里更有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一脉相连,在鲁南地区形成了中国史前文化的完整序列。《帝王世纪》云:“炎帝自陈营都于鲁曲阜。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后徙曲阜。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颛顼始都穷桑,都商丘。”张守节《史记正义》曰:“穷桑在鲁北,或云穷桑即曲阜也。又为大庭氏之故国,又是商奄之地。”远古时代许多氏族首领都与曲阜有关,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

周初,伯禽为首的周人来到曲阜一带后,这里又成为东西文化的交汇之地。殷商兴起于东方,曲阜一带曾为商人旧都,即使在迁殷之后,他们仍然与这里联系密切。 直到周初,这里依然是殷商势力极重的地区。周族自西方发展起来,他们在取代殷商之后,要想很好地统治天下,就不能不把东方作为统治的重点,因此,可以说鲁国受封之地是他们首先要考虑的战略要地。这里距王都较远,东南沿海地区的淮夷以及徐戎等也没有立即臣服于周。武庚叛乱时,”殷东国五侯”群起叛乱,奄国及其附近各部都是周公东征的主要对象,史籍中所谓“攻商盖”、“攻九夷”(《韩非子·说林上》)、“灭国者五十”(《孟子·滕文公下》)都是在这些地区。甚至伯禽被封于曲阜后,“淮夷、徐戎及商奄又叛”(《艺文类聚》卷十二引《帝王世纪》)。欲很好地镇抚东方,把这里作为周室堡垒是非常合适的。

伯禽受封时,周室为鲁国制定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的治国方针,并分给鲁国“殷民六族”,使之“职事于鲁”(《左传》定公四年)。这样,伯禽一支所带来的周文化与殷遗民及当地土著固有的文化相互交汇、影响,共同形成鲁国的文化。

第二,鲁文化的特殊地位与鲁国在当时诸侯国中的特殊地位是统一的。

鲁国虽是周王朝分封的一个邦国,但它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邦国。鲁自周初始封,历西周、春秋、战国,到公元前249年为楚国所灭,历时七、八百年,在当时的政治、文化舞台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鲁国的始封之君是周公的长子,而周公无论在帮助武王争夺天下,还是在成王年幼时平定天下以及辅助成王,都有卓著的功勋,他在周初政治中的地位十分显赫。因此,鲁国初封时不仅受赐丰厚,而且相对于他国来说还得到了不少特权。鲁国可以“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礼记·明堂位》也说:“凡四代之器、服、官, 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从文献记载以及考古材料综合考察,这种记载应该是可信的。如周王室的职官“宗伯”、“太宰”、“大司徒” 等,鲁即有之。如替国君掌管祭祀的“宗伯”,其他国家只称“宗”或“宗人”,有“宗伯”之称的只有周王室和鲁国。又,“鲁得立四代之学”(《礼记·明堂位》孔颖达疏),鲁还有四代之乐。恐怕这都是鲁国特有的现象。

鲁国受封的同时或者稍后,周王室在东方又分封了一些小国,这些小国有的即为鲁的附庸,有的则以鲁国为“宗国”。时至春秋王室衰微,礼坏乐崩之际,许多小国依然纷纷朝鲁,并且到鲁国学礼、观礼。在东方夷人势力较重的地区,鲁国始终不忘“尊尊而亲亲”的原则,使鲁国的政权一直掌握在“伯禽”之后的周人手中,鲁国较完整地保存着周礼,周代的礼宾传统深深地影响了鲁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如在政治方面,《礼记·明堂位》说:鲁国“君臣未尝相弑也,礼乐、刑法、政俗未尝相变也。天下以为有道之国,是故,天下资礼乐焉。”在诸侯国中,鲁国的政治是相对较为稳定的,因此鲁国也就成为各国学习的榜样。《左传》襄公十年说:“诸侯宋、鲁,于是观礼。”宋国保留的自是殷礼,鲁国保存的则是典型的周礼,即所谓“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这样,鲁国为宗周在东方代表的形象更加突出,因为时人视礼为国家的根本,周礼似乎就是周王朝的象征。

春秋时期,“政由方伯”,但在各诸侯国会盟等的班次上,鲁国却位居前列。一般说来,“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左传》隐公十一年),鲁既为姬姓,又为周公之裔,故在诸侯位次序列中有“班长”(国语·鲁语上)之称,被列为首席。如春秋初年,齐遭北戎侵犯,齐向各国求助。在战后答谢诸侯时,齐国馈送粮饩给各国大夫时,齐请鲁国案班次代为分派;晋文公主持“践土之盟”时,在各会盟国进行的歃血仪式次序上,除主盟的晋国外,鲁也被排在各国的最前面。既然周室对鲁国寄予厚望,把鲁国分封在商奄旧地,那么,在推行周代礼乐制度时,有“望国”地位的鲁国也就不能不以表率自居了。

鲁国为东方的宗周模式,担负着传播宗周礼乐文明的使命,如在周王朝治国政策的贯彻上,鲁国即堪为典范。周公治国,他的保民思想、明德慎罚、勤政任贤等都似乎在鲁国当政者身上有明显体现。当然,说鲁国为“宗周模式”,决不是说鲁国完全排除它的文化因素,使鲁国全盘周化,而是在政治统治上鲁国为周王朝的东方代理人,而且在鲁国上层贵族中完整地保存着周代礼制。事实上,鲁国要彻底推行周文化而以之取代当地的固有文化,既无必要,也没可能,因为周灭商后对殷商旧地采取的就是“怀柔”的政策,更何况鲁地殷遗势力极重,而且文化的推广也不是任何外来强力所能成功的。

第三,从与其他区域文化的比较中也能看出鲁文化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在区域文化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将鲁文化与齐文化相互比较,这是很有道理的。齐、鲁两国地域相邻,在文化方面具有很多的可比之处。就先秦时期两国的文化而言,它们有同有异。从实质上说,崇周礼、重教化、尚德义、重节操等等都是两地人民共有的风尚。两国文化上的不同之处更多,齐人的务实开放,鲁人的重视礼乐,使齐、鲁两国在文化上各具特色,并且位居当时华夏文化的领先或者中心地位。但齐、鲁两国的文化孰优孰劣,不少论者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大谈鲁文化的所谓 “保守”、“落后”和“缺乏进取”。而实际上,分析文化的优劣应当具有历史的眼光,而不应该离开当时的具体时代。

从文化的传承关系上看,周文化与鲁文化乃一脉相承,或者说鲁文化就是周文化的代表。周人灭商以来,周文化在总结和吸纳前代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又有了显著进 步。《礼记·表记》上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有学者称夏、商时期的文化分别为“尊命文化”和“尊神文化”。从根本上说, 周文化就是礼乐文化,而礼乐的实质则是秩序,礼乐文化是一种人文文化。周文化与夏、商文化的不同,最为重要的即在于其人文理念的上升。自周公制礼作乐开 始,周文化的重礼风格便已初步形成,而周人又有重视农业的传统与之相适应,这样,便奠定了中国几千年传统宗法农业社会的文化基础。

鲁国的文化风格与周文化是一致的。建国伊始,鲁国的始封之君伯禽就在鲁地变俗革礼,进行大的动作,推行一种新文化。应当指出,鲁国的这种变革历时三年,显 然是循序渐进,而非急风暴雨一般。因此,它与强行毁灭一种文化而推行另一种文化是有区别的。其实,周代礼乐广采博纳,其中也有殷文化的不少因素,因为周礼 即是从殷礼“损益”而来。应当承认,在与周边当时各族的文化相比,周文化是一种最为先进的文化。鲁国下了大的气力推行周文化,是为了适应周王朝的政治统 治。从一开始,鲁人便显示了文化上的进取精神。

文化的优劣在文化的交流中最容易看得清楚。一般说来,落后的文化要不断地学习先进的文化,来丰富和完善自身。就齐、鲁两国而言,齐国就常常向鲁国学习。

众所周知,管仲的改革对于齐国成为泱泱大国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但是,正如有的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管仲改革乃有吸收鲁文化之长、补齐文化之短的深意。管仲 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定四民之居,推行士、农、工、商四业并举的政策,把发展农业放在经济基础的地位,置于工、商业之前,这明显吸收了鲁国以农业立国的 思想,以补齐国偏重工商、渔盐、女工之业,忽视农业而造成社会不稳之弊端;管仲还针对齐国传统礼义道德观念淡薄,习俗落后,以致于君臣上下无礼、男女关系 混乱,从而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的情况,十分注意从鲁国吸收周礼文化,强调礼义道德的建设。

管仲如此,齐国的其他君臣何尝不是如此。齐国虽然有人对孔子所讲的繁文缛礼不感兴趣,但他们毕竟不能不对鲁国“尊卑有等,贵贱有序”礼治秩序表示重视。例 如,齐国的另一位名相晏婴就曾经与齐景公一起到鲁国“俱问鲁礼”(《史记·齐太公世家》);孔子到齐国时,齐景公也不失时机地问政于孔子。又如,鲁国发生 庆父之乱时,齐欲伐鲁,但有人看到鲁国“犹秉周礼”,认为“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左传》闵公二年)。有一次,齐人伐鲁,见一妇人带着两个孩子,开始 时抱小而挈大,大军将要到跟前时,反而抱大而挈小。当问及时,妇人说:“大者,妾夫兄之子;小者,妾之子。夫兄子,公义也;妾之子,私爱也。宁济公而废私 耶。”齐国从而罢军,他们认为:“鲁未可攻也,匹夫之义尚如此,何况朝廷之臣乎?”(《说苑疏证·佚文考》)

齐人看重周礼,向鲁国借鉴、学习,显示了其积极进取、灵活开放的一面,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然而,这也证明齐文化中存在不少有待改进之处。如在君臣 关系方面,齐国出现了不少相弑相残的现象,而鲁国的情况要好得多。鲁国的大夫臧文仲曾教别人“事君之礼”说:“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 见无礼于其君者,逐之,如鹰之逐雀也。”(《左传》文公八年)这种典型的尊君之论,便基于鲁国深沉的礼乐传统,这对于鲁国君臣关系的和睦,对于鲁国社会的 安定都有积极的作用。而且动态地就君主制度的发展来看,鲁国的这种礼治秩序也有其进步的一面。再如婚嫁习俗方面,“同姓不婚”是鲁国最为基本的婚姻习俗, 不论男婚还是女嫁,均不找同姓。鲁国还特别注重男、女之别和夫、妻之别,这与齐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婚姻制度史的研究早已表明,“同姓不婚”之制相对于氏 族族内婚姻是极大 的进步。正因如此,鲁国的婚姻制度才为当时各国所普遍认可,例如,《史记·商君列传》记商鞅说:“如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 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在当时的情况下,严格的婚姻制度以及男女界限是清除旧的习俗的最好办法,在这方面,鲁人的做法是具有表率作用的。

齐、鲁两国的文化交流从各自的文化特色形成之日起便开始了,但两国文化上的优劣之争似乎也未间断,直到战国时的孟子也还如此。《孟子·公孙丑上》记公孙丑 问孟子说:“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婴之功,可复许乎?”孟子回答说:“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婴而已矣。”孟子的话就似乎表现了鲁人对齐人的轻蔑。其实, 由于齐文化的起点较低,齐人在以后的国家建设与发展中努力进取,使齐文化表现出了开阔、灵活、积极的特质。所以清代学者俞樾在谈到齐人对于后来儒学发展所 起的作用时说到:“齐实未可轻也”(《湖楼笔谈》卷二)。通过近10年来的深入研究,人们加深了对齐文化的认识,从而已经改变了长期以来对齐文化的不恰当 评价。

最后,还有必要谈一谈“鲁文化”与所谓“邹鲁文化”的概念问题。

我们前面引到孟子的话,认为他的观点代表了鲁人看法,但并不是说孟子也是鲁人。关于孟子的里籍,《史记》称其为邹人。邹地战国时是否属鲁,历来存有争议。 但不论如何,孟子和鲁国的联系却不同寻常:首先,孟子居地近鲁。他本人曾说自己“近圣人(孔子)之居若此之甚也”(《孟子·尽心下》);孟子又为鲁国孟孙 氏之裔;孟子在齐,丧母而归葬于鲁,说明孟子上代迁鲁不久;孟子还极为崇拜孔子,并“受业子思之门人”,其思想与鲁文化传统的关系不可分割。因此,认为孟 子的观点代表了鲁人的看法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孟子为邹人,以孟子和儒家在当时的巨大影响,人们自然不能忽略作为一个具体国家的邹国。邹国就是邾国,在春秋时,“邾”有两种读音,《公羊传》读为邾娄, 《左传》读为邾,对此,王献堂先生解释说:“古人音读有急声,有漫声,急声为一,漫声为二,而其漫声之二音,亦可分读。……漫声连举为邾娄,急声 单举为邹,漫声分举,则为邾为娄。”(《邾分三国考》)王献堂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这就是说,战国时代邾国被称为邹,只是称呼了邾娄的合音。

邾国立国较早,周朝灭商后,又封曹侠于邾,邾国遂成为周王朝的一个诸侯国。邾国的北部边境与鲁国国都曲阜相距很近,邾君曾言“鲁击柝闻于邾”(《左传》哀 公七年),春秋后期,“邾庶以其漆、闾丘奔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邾国的北部边境逐渐南移。这样,孟子居地与鲁国的联系更加密切。

邾为曹姓国家,从意识形态方面的文化看,邾国受周礼的影响很少。如邾人用人殉葬,用人祭社,这都不符合周礼的要求。鲁人就称邾人为“夷”,邾、鲁两国文化 差异较大。只是到了战国时代,由于鲁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如孔子的孙子子思曾到邹地讲学,特别是孟子迁居到邹,使邹地名声日隆,这里也有了浓重的儒家文化氛 围。在这一点上,人们才将邹地与鲁国相提并论,而且,由于孟子的原因,自战国时起,人们将两地合称时,还把“邹”放在“鲁”的前面,而称为“邹鲁”。因 此,将鲁文化作为周代的区域文化进行研究,而不是专门探讨作为一个学术派别的儒家文化时,还是以“鲁文化”(而不是“邹鲁文化”)作为一个研究单元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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