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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看了这篇纪念文章，王永兴先生的治学态度、教导弟子的方法让我感动，也很受激励和启发，就转载上来吧，推荐给攻读文史专业的同学，共享、共勉！

老一辈的学者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啊！文中提到的学习历史学的很多方法很值得我们借鉴。时代不同了，我们今天尤其缺乏他们的认真、踏实的治学态度。

与天壤同久，共三光永光

——追忆王永兴先生

王宏治

1977年，我如愿考入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我们实际入学的时间是在1978年春季。入学之时，虽打倒 “四人帮”已一年多，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还有待时日。学校开课后用的教材、教案大多仍是“文革”中的东西，比较好一些的则是个别老教师用“文革”前的教案及观点授课，这已经是“思想解放”的先行者了。

应当是1979年的某一天，历史专题选修课忽然来了一位非本校的老先生，消息灵通的同学都很兴奋，说这是陈寅恪的门生王永兴先生，是位大师级的人物，来给我们讲授《隋唐五代经济史》专题课。开始选修此课的学生有不少，我也在其中。王永兴先生授课的方式也与众不同，他上台先在黑板上写满史料，将隋唐的《田令》和《赋役令》从厚重的古籍书上逐条抄下，然后再逐句为我们讲述。其讲解史料若剥笋剖瓜，当史料讲完，其观点结论已自然得出，令我惊诧不已。因为王先生要求选课的学生读许多参考文献，还布置我们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抄录资料，很多同学不适应这种须自己动手、动脑筋的授课方式，渐渐来听课的人越来越少，但剩下的恰是有志于中国史研究的同学。这也正是王先生在课堂上反复鼓励我们的。在此我保留了一份王先生布置我们抄录史料的要求与体例，转录于此（原文为繁体字、竖行），以纪念王先生的授课之恩。

《隋唐五代经济史资料抄录要求与体例》

一、按提纲抄录，务必抄全，不可脱漏。

二、每张纸抄录一条材料。

三、用八开格纸，竖抄，用钢笔，繁体，正楷抄录。

四、材料出处抄在第一行，上端空两格，书名、传记名、志名等不另加括号。如：

宋史卷三二八·蒲宗孟传

王偁：东都事略卷八三·蒲宗孟传

宋会要辑稿六九五七页·一七七册·兵一二·捕贼二

五、抄录材料时，第一行上端空两格。

六、引文首尾加“  ”号，注文加（  ）号；原按加〔  〕号。如：

“政和五年正月丙辰，长宁军界夷人卜漏等反，攻梅岭堡，陷之。”〔原按：此据初草，二月三十日，令赵遹指置圣旨追书，须憋考详。〕

七、材料中遇有年代、人名与材料不衔接时应在引文前加上，如：

大观二年正月戊寅，“河东北盗起。”

石公弼“知扬州，群不逞为侠于闾里，有号亡命社。”

八、标点符号完全照二十四史标点本之标点。

从此以后，我作历史研究基本上就是遵循这种方式读书，摘录史料。这是我就读研究生之前对王永兴先生的初步印象。

1981年，我考取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我们这届入学的时间是1982年春节后。记得报到时天气还比较冷，我在历史系办公室办完手续后，王玉梅老师说：“你就是王宏治呀？王永兴老师让你到他家去一趟。”于是我就按地址找到王永兴老师家，当时他还住在建斋的一间据说是由厕所改建的宿舍。因为在师院上过王先生的课，课间休息时我也常向王先生讨教，故双方都不陌生，很快就聊到一起。王先生直接问我打算读哪一段？我们当时考研是按中国历史上半段（隋唐以前） 和下半段（宋以后）分专业，但入学后具体研究方向则根据导师再定。我说我对中国法制史比较感兴趣。王先生说，《唐律》是中国法制史的基础，既然要研究法制史，就必须学好《唐律》，并表示希望我能跟他学。我也就没有再犹豫，当场答应就跟王先生学习隋唐五代史。

1982年的北大历史系的中古史专业，可以说是刚从“文革”阴霾中恢复元气。一批泰斗级的教授重新走上讲坛，其中有邓广铭、周一良、田余庆、张传玺、商鸿奎、许大龄、祝总斌、吴荣曾、张广达、吴宗国等，王永兴先生按时下的话说是作为“引进人才”从山西调入北大的。北大开放的学术氛围使我们不仅可以聆听本系 名师的授课，还可以任意选听自己感兴趣的外系名家的讲座，如我还选修了宿白先生的考古学、汤一介先生的佛教史等。王永兴先生的课理所当然的是我的重头戏。 王先生每学期开两门课，一门隋唐史，一门敦煌学，从来也不重复，所以我三年来共听导师亲授12门课。这可能是现在的研究生不能想象的。

敦煌学对我来说是很陌生的学问，此前我只认为敦煌学与美术等有关，与隋唐史似乎稍远。王先生每次上课，将要讲授的有关敦煌学的文书用油印机印出来，发给我们。这种印刷方式现在已经很少用了。先在钢板上用蜡纸刻版，再用一种胶滚子在油印机上以油墨印制。发到我们手里时还散发着油墨的清香。尽管有油印资料，王先生仍要一丝不苟地将相关史料全部抄写在黑板上，抄完一段，就讲解一番。黑板抄满了，我就主动上前将讲过的部分擦净。三年来，王先生不断地抄写，我就不断地擦拭。王永兴先生就用这种方式，逐字逐行逐句地为我们讲解千年前埋藏在敦煌藏经洞中，面世后又历经沧桑的敦煌文书。他充满激情地讲述着陈寅恪先生的《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他强调陈寅恪先生的名言：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鼓励我们立志于从事敦煌文书学的研究，我们在他的鼓动下也“勉作敦煌学之预流”。王先生讲敦煌学给我留下印象较深的一是“吐鲁番唐永淳元年氾德达飞骑尉告身研究”，二是“敦煌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户籍残卷研究”，三是“敦煌水部式研究”。通过王先生的讲解，我始知，做学问当从识字开始。王先生不厌其烦、不厌其详地为我们讲述古代文书中的字句，有时我只觉得我就是个小学生。对于经历“文革”，没有受到过系统训练的我来说，确实感到受益匪浅，知道学问是怎样做出来的。刚到二年级，王先生又从国家历史档案馆取回一些“吐鲁番文书”，每人按专题分得几页，要求我们“作文书”。我分到几页唐初的馆驿文书，“唐开耀二年宁戎驿长康才艺牒为请追勘遣番不到驿丁事”和“唐开耀二年宁戎驿长康才艺为请处分欠番驿丁事”等（这几件文书1985年后，由文物出版社发表在《吐鲁番出 土文书》第六册上）。

【转载】苏轼知密州、登州 （下）

苏轼知密州、登州及往返途中，既怀想亡妻，又思念胞弟；既广交新朋，又不忘老友，其思亲、交友之所作所为，感人肺腑，… 继续阅读【转载】苏轼知密州、登州 （下）

四庫本 山東通志 卷二十八之二

王彥超

臨清人，仕周至永興、鳳翔節度使。太祖即位，加中書令，復為二鎮節度使，因入朝侍宴，奏請歸里，許之。彥超性溫和恭謹，能禮賢下士，及告歸，居處服用咸尊檢約。每戒子曰：吾累為統帥，戮人多矣，恐無陰德及後，爾曹當勉為善以自庇，卒賜尚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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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標點的，有什么錯誤，方家指點！日后還會陸續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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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一下資料，豐富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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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彦超 百度百科詞條

王彦超（914～986） 北宋大臣。今临清人。少时从军，隶后唐魏王李继岌麾下，随继岌攻蜀，李嗣源兵变，继岌被杀于渭南(今属陕西)，彦超入凤翔重云山，投晖道人为徒。后晋时，官至殿前散指挥都虞侯、蒙州(今广西蒙山南)刺史。后汉时，为岳州(今湖南岳阳)防御使兼护圣左厢都校，又出为复州(今湖北天门西北)防御使。后周建立，为武宁军节度使，北汉主刘崇来犯，彦超与枢密使王峻率军战于晋州(今山西临汾)，以骑兵进击，获全胜，授建雄军节度使，追击刘崇，直抵霍邑(今山西霍县)，改河阳三城节度使，移镇河中(今山西永济西)。显德元年(954)，加同平章事，刘崇南犯，彦超领兵击退之，并攻占汾州(今山西汾阳)、石州(今山西离石)，改忠武军节度使，加官侍中。周世宗征淮南，彦超败淮南军2000于寿州(今安徽寿县)城下。还军，改京兆(今陕西西安)尹、永兴军节度使。显德六年(959)夏，移镇凤翔(今属陕西)，周恭帝即位，加检校太师、西北缘边副都部署。北宋建立后，加中书令，还朝。太祖与彦超同仕于后汉，彦超官复州，太祖往投，彦超不纳。建隆二年(961)三月，太祖自明德门至作坊宴射，“酒酣，谓彦超曰：‘卿曩在复州，朕往依卿，卿何不纳我?’彦超降阶顿首曰：‘当时臣一刺史耳！勺水岂能容神龙乎！使臣纳陛下，陛下安有今日？’上大笑而罢。”不久，复为永兴军节度使。乾德二年（964）复镇凤翔。三年（965）父卒。开宝元年（969）守制期满复官。二年（970）十月，彦超改为右金吾卫上将军判街杖事。

官宦子弟
王彦超父王重霸，字定大，唐末跟随黄巢起义，后又归附于唐，授通奉大夫。907年，唐亡，朱温在汴州(今开封)称帝，改朝换代为梁，史称后梁。基时，王重霸官居太子少傅，加尚书，后以光禄卿致仕。

后梁乾化四年（914），王彦超出生于大名府临清。因从小受到家庭的影响，自幼就胸怀大志，器度不凡，制行卓越，时以匡济天下为已任。

后梁龙德三年（923）四月二十五日，晋王李存勖（xu）在魏州称帝，国号大唐，史称后唐，建无同光，是为后唐庄宗。同年十月九日，后梁亡。

同光三年（925），庄宗派基第三子魏王李继岌为都统，兴旺同自洛阳出发，西征蜀国。时王彦超年仅12岁，就随军征战了。李继岌只用了75天时间就平定了蜀国。第二年班师回朝至浃西渭南时，不料部将李嗣源谋反，庄宗被流矢所中而身亡。李嗣源即位，改元天成，史称后唐明宗。此时李继岌成了无国可投的流亡者。他的亲信皆置主帅于不顾而四散逃命去了，唯王彦超始终紧跟不离，直至李继岌遇害。

面对残酷的现实，少年王彦超看破红尘，萌生了出家之念，遂到陕西凤翔县重云山拜晖道人为师，出家修行。晖道人觉得王超并非凡夫俗子，就对王彦超说：“你是富贵之人，怎么能屈居于此呢？”于是赠送银两衣帛劝王彦超还俗离山。王彦超深感晖道人的真心善意，不久即还俗，流落到当时相对安定的吴越（今浙江省一带），投靠在吴越王钱镠麾下为官。

戎马生涯

吴越的创立者钱镠，唐末为杭州(今杭州)刺史董昌的部将，乾宁二年(895)二月，董昌以威海军节度使据越州(今绍兴)称帝，国号罗平。六月，唐以钱镠为彭城郡王、浙东招讨使讨伐董昌。次年五月，董昌兵败被俘后自杀，钱谬遂据有两浙。天复二年(902)进封越王，天佑元年(904)改封吴王。后梁建立后，钱镠称臣，受后梁封为吴越国王，正式建国，以杭州为首府。

后唐长兴三年(932)，钱镠死，子钱元瓘嗣位，遵遗命去国仪，自列为后唐藩镇，被后唐任为节度使，封吴越王。后晋天福二年(937)受封为吴越国王。此后新王嗣位，照例名义上自降为节度使列为藩镇，随即受封为吴越国王。后晋高祖石敬瑭见王彦超为人正直忠贞，在出兵讨伐陕西时，召至帐下，委以军机大权。天福初，王彦超官迁奉德军校，转殿前散指挥都虞侯，领蒙州刺史，再转岳州防御使兼护圣左厢都校。后汉中，被封为复州(今湖北仙桃市)防御使。

后周时期，是王彦超大显身手，建立丰功伟绩的辉煌时期，他随太祖郭威南征北战，为后周的建立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广顺元年(951)正月，玉彦超率兵攻克徐州，为武宁(徐州)军节度使。八月，移晋州节度使。拒北汉入侵，授为晋绛行营马军都虞侯。

广顺二年(952)十月，改任河阳三城(今河南孟县)节度使。

广顺三年(953)闰正月，加检校太尉。四月，由河阳三城移镇河中(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改河中节度使。

显德元年(954)，后周太祖郭威驾崩，柴荣即位，史称世宗。同年正月，王彦超加同平章事。

北汉主刘崇认为后周太祖新死，是攻灭后周的最好时机，就请援兵于辽，辽汉联军南下进逼潞州(今山西长治)，后周世宗柴荣亲征，河中节度使王彦超从晋州起兵响应击敌东面。柴荣令王彦超会同陕府节度使韩通引兵人阴地关，与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合军西进首攻汾州城。王彦超与符彦卿二军合攻锐不可当，北汉守军皆已惧怕，无心恋战，眼看城池攻破在即。然而王彦超却下令停攻，部将不解都来谏阻，认为胜利在望，岂可停止不攻。王彦超道：“大兵压境，孤立无援，加上我军士卒精锐，以一挡十，破城只是朝夕之间的事。遣军强攻，死伤必多。何必不少待一二日，令他归降为好?”众人听后，心悦诚服。乃收兵人营，只遣部吏入城投书，谕令速降。果然北汉汾州防御使董希颜从命，开城相迎，成为古代军事史上以谋取胜的一段佳话。

四月，王彦超收复石州(今山西离石)，擒获北汉刺史安彦进，斩其于太原城下。七月，王彦超改忠武军节度使。移镇许州(今河南许昌)，加兼侍中。

显德二年(955)三月，王彦超累官行营马步左厢都排阵使，他筑垒于李晏口，屯兵戍守，击退了契丹的入侵，保住了一方安宁。同年十一月，王彦超升为前军行营副部署。后周世宗派李彀、王彦超率军进攻南唐。十二月，王彦超破南唐援军于寿州(今安徽寿县)城下。次年王彦超改任永兴军(今陕西西安)节度使。显德六年(959)六月，原凤翔节度使李晖卒，王彦超改任凤翔(今陕西风翔县)节度使。显德七年(960)，恭帝接位，加王彦超检校太师，西面缘边副部署。王彦超自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首任凤翔节度使，至宋开宝二年(969)离任入京，在凤翔为官整整十年。风翔在唐时就有西京之称，是军事要地。王彦超在凤翔任职期间，不仅防党项、西夏入侵，保卫了西北方的安宁，也为百姓办了许多有益的事情。据《中国通史简编》载，王彦超曾率军兴修水利，造福于民。同时，于宋初任节度使期间，王彦超在凤翔城内建了一座真兴寺，寺阁宏伟壮观，高30丈。现在这座寺已被列为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进行了重修，使古老的真兴寺重展昔日雄风。

谦谦君子

960年春，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夺得天下。王彦超仍留任凤翔，任节度使并加中书令。为维持其赵氏政权，避免重蹈五代灭亡之覆辙，赵匡胤接受了枢密使赵普的建议，采取劝谕和胁逼并用手段，迫使武将们主动交出兵权。

开宝二年(969)，宋太祖召凤翔节度使王彦超、安远军节度使武行德，护国军节度使郭从义、定国军节度使白重赞、保大军节度使杨廷璋等同时入朝，在皇宫后苑设宴。席间宋太祖举着酒杯对赴宴的各位节度使说：“卿等均国家旧臣，随朕鞍前马后，南征北战，戎马倥偬，至今尚无休养安乐的时候，这实非肤礼待贤臣的本意。”王彦超马上听出了赵匡胤的弦外之音，领会了皇上的意图，即离席跪奏道：“臣素来功微，承蒙恩宠。现年事已高，望能恩准我告老还乡。”宋太祖也马上离席亲自扶起且嘉慰道：“卿可谓谦谦君子矣。”然而武行德等人却不明白皇上的用意，历陈平昔战功及履历艰辛。宋太祖听了冷笑道：“这是以前的事，不值得再提了。”次日，宋太祖下诏，撤消了主要将领的职务，接着又收回了武行德等人的兵权，使节度使这个从八世纪中叶以来炙手可热的官职终于退出了政治舞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典故。惟王彦超主动交出兵权乞归田园之举，深为宋太祖的赏识，反而留镇如故。

不久，王彦超奉命入朝授右金吾卫上将军。太平兴国六年(981)，封颁国公。

不纳太祖

王彦超与宋太祖赵匡胤之间还曾流传有一段轶事。在五代后汉时，赵匡胤还是一个无业游民。为了闯天下，赵匡胤来到复州(今湖北省沔阳县西北)，想投靠时任复州防御使的王彦超。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与王彦超是同僚好友，并同任过岳州(今湖北孝感县)防御使。因此赵匡胤想通过这层关系，得到王彦超的重用和提拔。然而王彦超却没有收留他，只是给了十贯钱，打发赵匡胤走了。赵匡胤离开复州到了随州(今湖北随县)，投靠随州刺使董京本，董收留了赵。

赵匡胤黄袍加身，做了皇帝后。始终念念不忘这段不尽人意的往事。一次，宋太祖与王彦超设宴围猎，在酒酣时道：“联昔日来复州投卿，卿因何不纳?”王彦超听了立即降阶顿首道：“浅水岂能藏神龙耶，当日陛下不留滞于小郡实乃天意也!”宋太祖听完哈哈大笑，也就不再追究过去之事了。

王彦超在军事上是一个统帅，在政治上则垂戒后裔，勉为善事以自庇。平时为人温谨，他对所镇之地均竭力安抚百姓；对士兵也十分和蔼可亲，能“礼贤下士”，从不盛气凌人；对待家人则很严格，平时要求子孙自己动手，尽量不雇佣人。

他虽入京做了右金吾卫上将军，可谓位高权重。但看到一大批昔日有功之臣削职为民，深感京城决非久留之地，早在致仕前他就谋划着外迁之事。一方面他自己向皇上一再奏请卸任，要求致仕；另一方面遣子出外寻找安身之地。太平兴国八年(983)，王彦超以右金吾卫上将军禄加太子太师致仕，即举家南下经吴越会稽到义乌定居。雍熙三年(986)，王彦超与世长逝，享年73岁。赠尚书令。

为纪念王彦超，1990年10月，经义乌市有关部门批准，在塔山乡石壁将军殿为王彦超塑像纪念，并勒刻碑文，供后人世代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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