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看了这篇纪念文章，王永兴先生的治学态度、教导弟子的方法让我感动，也很受激励和启发，就转载上来吧，推荐给攻读文史专业的同学，共享、共勉！
老一辈的学者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啊！文中提到的学习历史学的很多方法很值得我们借鉴。时代不同了，我们今天尤其缺乏他们的认真、踏实的治学态度。
与天壤同久，共三光永光
——追忆王永兴先生
王宏治
1977年，我如愿考入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我们实际入学的时间是在1978年春季。入学之时，虽打倒 “四人帮”已一年多，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还有待时日。学校开课后用的教材、教案大多仍是“文革”中的东西，比较好一些的则是个别老教师用“文革”前的教案及观点授课，这已经是“思想解放”的先行者了。
应当是1979年的某一天，历史专题选修课忽然来了一位非本校的老先生，消息灵通的同学都很兴奋，说这是陈寅恪的门生王永兴先生，是位大师级的人物，来给我们讲授《隋唐五代经济史》专题课。开始选修此课的学生有不少，我也在其中。王永兴先生授课的方式也与众不同，他上台先在黑板上写满史料，将隋唐的《田令》和《赋役令》从厚重的古籍书上逐条抄下，然后再逐句为我们讲述。其讲解史料若剥笋剖瓜，当史料讲完，其观点结论已自然得出，令我惊诧不已。因为王先生要求选课的学生读许多参考文献，还布置我们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抄录资料，很多同学不适应这种须自己动手、动脑筋的授课方式，渐渐来听课的人越来越少，但剩下的恰是有志于中国史研究的同学。这也正是王先生在课堂上反复鼓励我们的。在此我保留了一份王先生布置我们抄录史料的要求与体例，转录于此（原文为繁体字、竖行），以纪念王先生的授课之恩。
《隋唐五代经济史资料抄录要求与体例》
一、按提纲抄录，务必抄全，不可脱漏。
二、每张纸抄录一条材料。
三、用八开格纸，竖抄，用钢笔，繁体，正楷抄录。
四、材料出处抄在第一行，上端空两格，书名、传记名、志名等不另加括号。如：
宋史卷三二八·蒲宗孟传
王偁：东都事略卷八三·蒲宗孟传
宋会要辑稿六九五七页·一七七册·兵一二·捕贼二
五、抄录材料时，第一行上端空两格。
六、引文首尾加“ ”号，注文加（ ）号；原按加〔 〕号。如：
“政和五年正月丙辰，长宁军界夷人卜漏等反，攻梅岭堡，陷之。”〔原按：此据初草，二月三十日，令赵遹指置圣旨追书，须憋考详。〕
七、材料中遇有年代、人名与材料不衔接时应在引文前加上，如：
大观二年正月戊寅，“河东北盗起。”
石公弼“知扬州，群不逞为侠于闾里，有号亡命社。”
八、标点符号完全照二十四史标点本之标点。
从此以后，我作历史研究基本上就是遵循这种方式读书，摘录史料。这是我就读研究生之前对王永兴先生的初步印象。
1981年，我考取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我们这届入学的时间是1982年春节后。记得报到时天气还比较冷，我在历史系办公室办完手续后，王玉梅老师说：“你就是王宏治呀？王永兴老师让你到他家去一趟。”于是我就按地址找到王永兴老师家，当时他还住在建斋的一间据说是由厕所改建的宿舍。因为在师院上过王先生的课，课间休息时我也常向王先生讨教，故双方都不陌生，很快就聊到一起。王先生直接问我打算读哪一段？我们当时考研是按中国历史上半段（隋唐以前） 和下半段（宋以后）分专业，但入学后具体研究方向则根据导师再定。我说我对中国法制史比较感兴趣。王先生说，《唐律》是中国法制史的基础，既然要研究法制史，就必须学好《唐律》，并表示希望我能跟他学。我也就没有再犹豫，当场答应就跟王先生学习隋唐五代史。
1982年的北大历史系的中古史专业，可以说是刚从“文革”阴霾中恢复元气。一批泰斗级的教授重新走上讲坛，其中有邓广铭、周一良、田余庆、张传玺、商鸿奎、许大龄、祝总斌、吴荣曾、张广达、吴宗国等，王永兴先生按时下的话说是作为“引进人才”从山西调入北大的。北大开放的学术氛围使我们不仅可以聆听本系 名师的授课，还可以任意选听自己感兴趣的外系名家的讲座，如我还选修了宿白先生的考古学、汤一介先生的佛教史等。王永兴先生的课理所当然的是我的重头戏。 王先生每学期开两门课，一门隋唐史，一门敦煌学，从来也不重复，所以我三年来共听导师亲授12门课。这可能是现在的研究生不能想象的。
敦煌学对我来说是很陌生的学问，此前我只认为敦煌学与美术等有关，与隋唐史似乎稍远。王先生每次上课，将要讲授的有关敦煌学的文书用油印机印出来，发给我们。这种印刷方式现在已经很少用了。先在钢板上用蜡纸刻版，再用一种胶滚子在油印机上以油墨印制。发到我们手里时还散发着油墨的清香。尽管有油印资料，王先生仍要一丝不苟地将相关史料全部抄写在黑板上，抄完一段，就讲解一番。黑板抄满了，我就主动上前将讲过的部分擦净。三年来，王先生不断地抄写，我就不断地擦拭。王永兴先生就用这种方式，逐字逐行逐句地为我们讲解千年前埋藏在敦煌藏经洞中，面世后又历经沧桑的敦煌文书。他充满激情地讲述着陈寅恪先生的《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他强调陈寅恪先生的名言：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鼓励我们立志于从事敦煌文书学的研究，我们在他的鼓动下也“勉作敦煌学之预流”。王先生讲敦煌学给我留下印象较深的一是“吐鲁番唐永淳元年氾德达飞骑尉告身研究”，二是“敦煌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户籍残卷研究”，三是“敦煌水部式研究”。通过王先生的讲解，我始知，做学问当从识字开始。王先生不厌其烦、不厌其详地为我们讲述古代文书中的字句，有时我只觉得我就是个小学生。对于经历“文革”，没有受到过系统训练的我来说，确实感到受益匪浅，知道学问是怎样做出来的。刚到二年级，王先生又从国家历史档案馆取回一些“吐鲁番文书”，每人按专题分得几页，要求我们“作文书”。我分到几页唐初的馆驿文书，“唐开耀二年宁戎驿长康才艺牒为请追勘遣番不到驿丁事”和“唐开耀二年宁戎驿长康才艺为请处分欠番驿丁事”等（这几件文书1985年后，由文物出版社发表在《吐鲁番出 土文书》第六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