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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衡:发明了地动仪

    谨按:要和地震这样的天灾作斗争,我们只有依靠科学。我国东汉时期的科学家“张衡”经过孜孜不倦的研究和探索,在两千多年前就研制出了世界上最早的测量地震的仪器——地动仪!先贤为我们今后的抗震工作树立了好的榜样,我们也应该加强对地震的科学观测、预报并科学的开展灾后的救援和重建工作!
    从小学的课本上我就知道了张衡和他的地动仪,但后来我知道,以前我对地动仪的认识是错误的。地动仪不是预测地震,而是测量地震的仪器!我问过周围的很多朋友,他们和我有同样的错误认识,所以在文前说明,以一起大家的注意!

    张衡连续做了6年的太史令,到安帝建兴元年(公元121年), 被调任公车司马令。公车司马令的官署设在皇宫的南阙门旁,职责是保卫皇帝的宫殿,通达内外奏章,接受全国官吏和人民的献贡物品,以及接待各地调京人员等 等。把科学家张衡调到这样的一个职位上,充分说明封建皇帝如何不重视科学,不让有天才的人有充分发挥才能的机会。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岗位上,张衡还是利用 一切可能利用的时间和精力,继续进行学术研究。除了天文学以外,他还对数学、物理和机械制造等方面,下了很大的苦功。我们曾提到张衡的数学名著《算罔论》 以及制造的计里鼓车,指南车等等,都是在张衡就任公车司马令时苦心钻研的结果。

    到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张衡又被调任太史令。这是张衡第二次做太史令。当时有一些热衷于名利的人乘机嘲笑张衡“辄积年不徒”,不得提升,讽刺他宦途不顺,“去史官5载 而复还,非进取之势”,是倦鸟归飞,仍回旧巢,攻击张衡“与世殊技,固孤求是”。还有人把张衡创制的科学仪器看作是“屠龙之技”,认为是“艺成而下”的小 道。也有人嘲笑张衡“不务正义”,认为张衡如果把精力用在作官上的话,早就能升官了。面对统治阶级的冷遇和传统势力的冷嘲热讽,张衡特地写了一篇名为《应 间》的文章来答复这些“刻舟求剑,守株待兔”的目光短浅之人的嘲笑。

    张衡在《应间》里不仅清楚地表明了自己在研究学问上是抱着“约己博艺,无坚不钻的信心和决心,以及“不耻禄之不伙,而耻智之不博”的谦虚态度;同时也表示自己不愿同那些贪图名利、目光短浅的人去争长短,自己坚持着“方将师天老而友地典,与之乎高睨而大谈”的广阔胸怀。

    除了浑天仪外,张衡在世界科学史上另一个不朽的创造发明——地动仪,就是在他第二次担任太史令期间研制成功的。发明于公元132年(阳嘉元年)的地动仪,是世界上第一台测定地震及其方位的仪器。地动仪的发明,在人类同地震作斗争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从此,开始了人类使用仪器观测地震的历史。

    我国是一个地震比较多的国家。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一直在顽强地同地震灾害作斗争。早在3800多年前,我国便已经有了关于地震的记载。晋代出土的《竹书纪年》中记载,虞舜时“地圻(裂)及泉”,可能就是指的地震;最明确的报道,是夏代帝发7年(约公元前1590年)的“泰山震”,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震记录;《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报道的地震情景说,“烨烨(yìyì,意为火光很盛)震电,不宁不令(意为不合时令,使人不安宁),百川沸腾,山冢(山顶)■(即断“崩”)。据考证,这是周朝末年(公元前780年)陕西一带地震引起山崩的生动记载(前二句可能是“地声”、“地光”结合的地震前兆);公元前三世纪的《吕氏春秋》里记载了“周文王立国8年(公元前1177年),岁6月,文王寝疾5日, 而地动东西南北,不出国郊。”这一记载明确指出了地震发生的时间和范围,是我国地震记录中具体可靠的最早记载。此外,在《春秋》、《国语》和《左传》等先 秦古籍中都有关于地震的记述,保存了不少古老的地震记录。从西汉开始,地震就被作为灾异记入各断代史的“五行志”中了。

    东汉时期,我国地震比较频繁。据《后汉书·五行志》记载,自和帝永元4年(公元92年)到安帝延光四年(公元125年)的三十多年间,共发生了二十六次比较大的地震。汉安帝元初6年(公元119年),就曾发生过两次大地震,第一次是发生在2月间,京师洛阳和其他42个郡国地区都受到影响,有的地方地面陷裂,有的地方地下涌出洪水,有的地方城廓房屋倒塌,死伤了很多人;第二次是在冬天,地震的范围波及8个郡国的广大地区,造成了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当时人们由于缺乏科学知识,对于地震极为惧怕,都以为是神灵主宰。

    张衡当时正在洛阳任太史令,对于那许多次地震,他有不少亲身经验。张衡多次目睹震后的惨状,痛心不已。为了掌握全国的地震动态,他记录了所有地方上发生地震的报告,在他已有的天文学基础上,经过长年孜孜不倦的探索研究,终于在他50岁的时候(公元132年),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架用于测定地震方向的地震仪—地动仪。

    据《后汉书·张衡》记载,地动仪是用青铜铸成的,形状很象一个大酒樽,圆径有8尺。仪器的顶上有凸起的盖子,仪器的表面刻有各种篆文、山、龟、鸟兽等花纹。仪器的周围镶着8条龙,龙头是朝东、南、西、北、东北、东南、西北、西南8个 方向排列的,每个龙嘴里都衔着一枚铜球。每个龙头的下方都蹲着一只铜铸的蟾蜍,蟾蜍对准龙嘴张开嘴巴,象等候吞食食物一样。无论哪个地方发生了地震,传来 地震的震波,哪个方向的龙嘴里的铜球就会滚出来,落到下面的蟾蜍嘴里,发出激扬的响声。看守地动仪的人听到声音来检视地动仪,看哪个方向龙嘴的铜球吐落 了,就可以知道地震发生的时间和方向。这样一方面可以记录下准确的地震材料;同时也可以沿地震的方向,寻找受灾地区,做一些抢救工作,以减少损失。

    汉顺帝永和3年(公元138年)2月3日, 安放在京城洛阳的地动仪的正对着西方的龙嘴突然张开,一个铜球从龙嘴中吐出,掉在蟾蜍口中。可当时在京城洛阳的人们对地震没有丝毫感觉,于是人们议论纷 纷,怀疑地动仪不灵验;那些本来就不相信张衡的官僚、学者乘机攻击张衡是吹牛。可是没隔几天,陇西(今甘肃省东南部)便有人飞马来报,说当地前几天突然发 生了地震。于是人们对张衡创制的地动仪“皆服其妙”。陇西距洛阳有1000多里,地动仪标示无误,说明它的测震灵敏度是相当高的。据《张衡传》所记洛阳人没有震感的情况来分析,地动仪可以测出的最低地震裂度是3度左右(按我国12度地震烈度表计),在1800多年前的技术条件下,这可以说是一项非常伟大的成就。

    张衡的地动仪创造成功了,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架记录地震的科学仪器。在国外,过了一千多年,直到公元13世纪,古波斯才有类似仪器在马拉哈天文台出现;而欧洲最早的地震仪也是出现在地动仪发明1700多年以后了。

    然而,由于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对于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创造素来不加重视,所以张衡在地震方面的研究和发明,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地动仪创造出来以后,不仅没有得到广泛地推广使用,就连地动仪本身也不知在什么时候毁失了,这实在是科学技术史上的一大损失。

    张衡地动仪的内部结构原 理,史书上的记载非常简略,使人无法详知,这是很令人遗憾的。在张衡以后,我国历史上有几位科学家对于地动仪有过专门的研究。例如南北朝时的河间(今河北 省河间县)人信都芳曾经把浑天、欹器、地动、铜乌、漏刻、候风等机巧仪器的构造,用图画绘写出来,并且加以数学的演算和文字的说明,并把这些资料编成一部 名叫《器准》的科技名著;隋朝初年的临孝恭也写过一本《地动铜仪经》的著作,对地动仪的机械原理,作了一些说明。但是这些重要著作,也没有能够留传下来。 近代中外科学家做了不少研究工作,提出了一些复原方案。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了王振铎复原的张衡地动仪模型。但是在准确测定地震方向的问题上,王振铎的模型和《后汉书·张衡传》中的记载仍有出入。

    张衡地动仪的内部机械的具体构造,虽然早已失传了,可是近年来我国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凭借他们所掌握的现代科学知识,依据《后汉书·张衡传》的有关记载,参照考古资料,经过多方面的探索,终于考证推论出1800多年前张衡制造的地动仪的机构原理,并且设计了这座仪器的想象图。

    《后汉书·张衡传》中所载 地动仪“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关发机”,这是地动仪的主要结构。根据许多学者的反复研究,张衡地动仪的基本构造符合物理学的原理,它同近代地震仪一样, 是利用物体力学的惯性来拾取大地震动波,从而进行远距离测量的。这个原理到现在也仍然在沿用。王振铎先生比较正确地推断出这座仪器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 是竖立在仪器樽形部位中央的一根很重的铜柱,铜柱底尖、上大,相当于表达惯性运动的摆,张衡叫它作“都柱”;另一部分是设在“都柱”周围和仪器主体相接联 的八个方向的八组杠杆机械(即在都柱四周围连接八根杆子,杆子按四面八方伸出),直接和八个龙头相衔接)。这八根杆子就是《后汉书·张衡传》中的“傍行八 道”,也就是今天机械学上所说的“曲横杆”。这两部分都设置在一座密闭的铜体仪中央。但因为“都柱”上粗下细,重心高,支面小,象个倒立的不倒翁,这样便 极易受震动——即令是微弱的震动——而倾倒。遇到地震时仪体随之震动,只有“都柱”由于本身的惯性而和仪体发生相对的位移,失去平衡而倾斜,推开一组杠 杆,使这组杠杆和仪体外部相联的龙嘴张开,吐出铜球,掉在下面的蟾蜍口中,通过击落的声响和铜球掉落的方向,来报告地震和记录地震的方向。

    张衡设计的地动仪,也是他 的唯物主义自然学说的形象体现。地动仪的仪体似卵形,直径和浑象同样大,象征浑天说的天。立有都柱的仪器平底,表示大地,在天之内。仪体上雕刻的山、龟、 鸟、兽象征山峦和青龙、白虎、云雀、玄武二十八宿。乾、坤、震、巽、坎、离、艮、兑等八卦篆文表示八方之气。八龙在上象征阳,蟾蜍在下象征阴,构成阴阳、 上下、动静的辩证关系。都柱居于顶天立地的地位,是按照古代“天柱”的说法作的布局。而其中的机关自然是采用了杠杆结构。

    张衡的这一卓越发明,不仅体现了科学家的智慧和创造精神,而且也反映了我国东汉时期的先进科学文化水平,这是令我们感到无比骄傲的。

    除了地动仪外,张衡还创造 了另一个气象学上的仪器,这就是候风仪。以前许多人以为“候风仪”和“地动仪”是同一种仪器,据最近科学家的研究,这种认为是错误的。《后汉书·张衡传》 里“阳嘉元年,复造候风、地动仪”这句话,是说张衡在当年同时创造了候风仪和地动仪两个仪器。不过《后汉书·张衡传》中没有记载候风仪的构造。现在我们把 有关候风仪的情况介绍一下。

    竺可祯先生在《中国过去气 象学上的成就》一文里写道:“在气象仪器方面,雨量器和风信器都是中国人的发明,算年代要比西洋早得多。《后汉书·张衡传》:‘阳嘉元年,复造候风、地动 仪。’《后汉书》单说到地动仪的结构,没有一个字提到候风仪是如何样子的,因此有人疑心以为候风、地动仪是一件仪器,其实不然。《三辅黄图》是后汉或魏晋 人所著的。书中说:“长安宫南有灵台,高15仞,上有浑仪,张衡所制;又有相风铜乌,遇风乃动。’明明是说相风铜乌是另一种仪器,其制法在《汉书》上虽然说得不详细,但是根据《观象玩占》书里所说的:“凡俟风必于高平远畅之地。立5丈竿,于竿者作盘,上作三足乌,两足连上外立,一足系下内转,风来则转,回首向之,乌口衔花,花施则占之。’即可以知道张衡的候风铜乌和西洋屋顶上的候风鸡是相类似的。西洋的候风鸡到12世纪的时候始见之于载籍,要比张衡候风铜乌的记载迟到1000年。”

    除竺可祯先生的论证之外,另外还有三项有关候风仪的资料。(一)、《后汉书·百官志》中注载太史令的属官有灵台特诏42人,其中有3人 是专管“候风”这一项职务的。因此可知制造候风仪,观测气象,是张衡做太史令时职务范围以内的事情;(二)、《西京杂记》中载皇帝仪仗队里有“相风乌车” 一项。依此我们可以推知“相风乌”这种仪器,不仅安置在灵台上,同时也可以装置在车辆上面。候风仪的发明可能是在张衡之前,张衡制造的候风仪虽然有所改 进,但已不是特别突出的新发明,因而史籍也就不详细记叙了;(三)、北魏时信都芳所著《器准》一书,把地动、候风、铜乌并列做三项;隋代临孝恭所著的《地 动铜仪经》,不带“候风”二字。因此,我们一方面可以推想铜乌和候风这两个器物的构造可能是不完全相同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地动仪和候风仪是两种完全 不同的仪器。

    张衡在创造地动仪以外,制造了候风仪,是可以肯定的。通过这些论证,也可以窥见我国两汉时代在气象仪器上的创造和应用方面的部分情况;同时又证明张衡对职务认真负责,并能在科学研究上结合实际,善于学习前人的科学经验而有所创新改进,是我国科学史上的伟大先驱者。

    源文档 <http://www.bjkp.gov.cn/bjkpzc/kxcl/rw/fmj/8501.shtml&gt;

  • [转贴]柏杨不懂中国文化

    在新浪博客上看到这篇文章,感觉说的也蛮在理,确实发出了一些不同的声音。再看看网友在文章后面的留言,有不少出言也太冲了,火气不小。细读一下文章,作者一上来就点明了自己对柏杨先生的态度,文中的论证也都在理,我想对于这样的文章,大家还是多包容一些。

    对柏杨先生的一些观点进行一些商榷,并不会把柏杨先生打翻,反而会有利于更加深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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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杨先生逝世了。本应为逝者讳的。但是这里只想探讨一些文化问题,所以应该不算是对柏杨先生不敬吧。用意也是希望对中国文化有个更清楚一点的认识。想必跟柏杨先生的追求不悖吧。

      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柏杨先生说了一些他的看法。但是他不懂真正的中国文化。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很有误导作用。柏杨被很多人追捧,更证明了中国人对自身文化的误读。这种误读,对中国的发展没有好处。

      柏杨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很歪曲。他把中国文化定位为“酱缸”文化,就是他在以自己对中国文化歪曲而粗浅的认识误导中国人。柏杨拉拉杂杂的说了那些中国人的陋习,可那都是些市井陋习,脏乱差、大嗓门、不团结,还有就象缠足之类,这些东西,能代表中国文化吗?

      中国人是丑陋,可是不应该因此把中国文化都打倒啊。你说中国文化是酱缸,等于你一棍子把中国文化都打死了,是很不公平而且显得您自己也对中国文化很不了解的啊。

      中国人丑陋,那是近一百多年的事。唐宋元明一直到清朝中叶,中国人作为整体都是文明的。只要真正的文化精神彰显,一个民族就是文明的。18世纪的时候,欧洲人还热中学中国文化,兴起“中国热”呢。不能只短视地看到这一百年,就否定全部啊。

      中国人的丑陋,正是中国人自己丧失了真正的文化精神的结果。柏杨先生不因此怪中国人,来怪中国文化,说明先生您不懂中国文化呀。

      中国人没有了“吾日三省吾身”的精神,没有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没有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精神,那中国人不沦落为脏乱差,那倒就奇怪了。是到了清朝末期,才有了把衣服晾在炮筒子上的军队,才有了吸食鸦片为乐的国民,这些没有了灵魂的表现,正是丢失了中国文化精神的结果,不能怪中国文化啊。

      柏杨先生批判的脏乱差这些陋习,到今天有没有多少真的改进?是有一点改进,但跟柏杨先生的批判应该没有太大的关系。

      文化是一个民族前进的根本动力。中国在以世界瞩目的速度前进着,就证明中国文化精神生生不息的力量。中国人又能开始慢慢回归文明,就证明了中国文化自身的反省能力。这不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优点是什么?而这也正否定了极端否定中国文化的柏杨先生们的看法呀。

      中国人应该认识到中国文化的精华所在并努力地发扬,而不是还在哀叹自己的文化是酱缸而要全盘否定啊。批判国人的陋习的用心是好的,却不必硬拉扯着把中国文化都绑架了的.

      当年,柏杨回答陋习难以改进的问题时说:“是文化的原因,因为文化改变太难了!”实际上,是因为他没有说到文化的本质。把脉不准,开药有什么实际的效果呢?

      柏杨说,孔丘之后,没有出一个思想家!这是多么不公正的评价。这话意思,好象中国只有孔子一个人。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岂是一个人的力量能创造的?中国的思想家,不是只有所谓的儒家啊。老庄不是思想家吗?禅宗祖师的智慧,六祖惠能的智慧,不比孔子吗?北宋王安石当年张方平有一段对话。王安石说:“孔子去世百余年而有孟子,其后绝而无人。”张方平:“岂无人耶?亦有过于孔孟者也。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于释氏矣。”当时众人叹服张方平的见解。有没有名气是一回事,是不是思想家,是另一回事啊。  既然是文化学者,就应该懂得中国文化的基本脉络才对。可是柏杨先生的话却离基本水准都差不少呢。柏杨先生说这话,好象孔子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实际上,中国几千年,有多少时候是用的孔子思想呢?孔子思想到底是什么呢?儒家思想又是指什么呢?这些问题都没有弄清楚就开始批判中国文化,是不公正的啊。

      《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引用了《淮南子》中两则故事:

       其一:

       人有嫁其女而教之者,曰:“尔为善,善人疾之。”“然则当为不善乎?”曰:“善尚不可为,而况不善乎?”

       其二:

       赵母嫁女,女临去,教之曰:“慎勿为好。”女曰:“不为好,可为恶耶?”母曰:“好尚不可为,其况恶乎?”

       柏杨说,他没有看懂,还说“听了比没有听还糊涂”。还说,谁懂这故事的意思,他输钱。

       到这里终于可以知道,为什么柏杨不懂中国文化了。而他自己不懂还想当然以为别人都不懂,更是有些自以为是的嫌疑了。

    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5917b101009eg7.html

  • 邓禹

    邓禹——东汉名臣

    邓禹(公元2年——公元58年),字仲华,南阳新野(今河南省新野)人,东汉中兴名将——“云台二十八将”之首。

    邓禹少时敏慧,13岁便能诵诗,后游学长安。时刘秀也游学于长安,邓禹虽年幼,但见刘秀后,知其非常人,遂跟随刘秀,数年后方归家。

    王莽末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各地豪强纷纷拥兵自立。公元23年,刘玄称帝,年号更始,乡里豪杰多推邓禹起事,邓禹不肯从。更始帝拜刘秀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不久命刘秀往定河北镇抚州郡。邓禹闻讯,即杖策北渡,追至邺(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地,始与刘秀相见。刘秀大喜,遂留邓禹同宿,做彻夜长谈。邓禹进言说:“更始虽都关西(泛指函谷关或潼关以西地区),今山东(秦汉时代通称崤山或华山以东为山东)未安,赤眉、青犊之属,动以万数,三辅假号,往往髃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听断,诸将皆庸人屈起,志在财币,争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虑远图,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离析,形势可见。明公虽建藩辅之功,犹恐无所成立。于今之计,莫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以公而虑天下,不足定也。”(《后汉书·邓禹列传》)刘秀大悦,对邓禹深为敬重,令左右呼邓禹为邓将军,每遇大事,必与商讨。

    不久,河北割据势力王郎起兵叛汉,邓禹随刘秀被迫离蓟(今北京城西南角)至信都(在今河北省邢台西南),得军数千人,令邓禹率领,攻拔广阿(在今河北省隆尧东)。刘秀舍城楼上,披舆地图,指示邓禹说:“天下郡国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虑天下不足定,何也?”邓禹说:“方今海内肴乱,人思明君,犹赤子之慕慈母。古之兴者,在德薄厚,不以大乎?”(《后汉书·邓禹列传》)。刘秀闻后非常高兴。
    这期间,刘秀选任将领,多先征询邓禹意见,而邓禹每有所举,均当其才,因而刘秀深敬其知人。后刘秀派盖延攻击清阳不下,为敌所困,邓禹率军大破敌解围,生获其大将。继而又随刘秀连克邯郸及诸州郡,河北略定。

    更始二年(公元24年),赤眉军西入函谷关。更始派定国上公王匡﹑襄邑王成丹﹑抗威将军刘均及诸将,分据河东﹑弘农以拒之。赤眉军人多,王匡等莫能当。刘秀估计长安将来必为赤眉所破,想乘机夺取关中于是。刘秀知邓禹沉深有大度,拜邓禹为前将军,行王事,率精兵2万往,并令其自选偏裨以下的人与其同去,邓禹以韩歆为军师,李文﹑李春﹑程虑为祭酒,冯愔为积弩将军,樊崇为骁骑将军,宗歆为车骑将军,邓寻为建威将军,耿欣为赤眉将军,左于为军师将军,引兵西进。
    建武元年(公元25年)正月,邓禹率军越太行山,出箕关进取河东(山西省南部地区)。河东都尉闭关拒守,经战十日,大破守军,夺获大批军资粮秣。继而又率军围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但数月未能攻下。更始大将军樊参率数万人,渡大阳欲攻邓禹,邓禹派诸将在解南迎战,大破敌军,斩樊参。于是王匡﹑成丹﹑刘均等合军十余万,共击邓禹。初战,邓禹失利,樊崇战死。天黑后双方停战,军师韩歆和诸将见气势已挫,都主张乘夜退走,邓禹不从,认为王匡之军虽多,但势不强。第二天利用王匡停止进攻之机,重新组织队伍,调整部署。第三天清晨,王匡尽出其军攻打邓禹,邓禹令军中不得妄动,严阵以待,坚守不出。待王匡军至营前,猝然击鼓,全师猛扑,大破王匡军。王匡军至等皆弃军而逃,邓禹率轻骑急追,俘刘均及河东太守杨宝﹑持节中郎将弭强,将其斩杀,收得节六,印绶五百,兵器不可胜数,遂定河东。

    同月,刘秀已在鄗邑(今河北省柏乡县北)即帝位,派使者持节拜邓禹为大司徒。并说:“制诏前将军禹:深执忠孝,与朕谋谟帷幄,决胜千里。”孔子曰:‘自吾有回,门人日亲。’斩将破军,平定山西,功暛尤着。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宽。今遣奉车都尉授印绶,封为酂侯,食邑万户。敬之哉”(《后汉书·邓禹列传》)!邓禹时年二十四岁。

    河东既定,邓禹又率得胜之师于汾阴(今山西省宝鼎)渡河,入夏阳(今陕西省韩城东南)。更始中郎将左辅都尉公乘歙,引其众十万,与左冯翊兵共同抗拒禹,邓禹败其军。这时赤眉军已进入长安,赤眉军军纪不好,百姓不知所归。闻邓禹军纪律严明,沿途秋毫无犯,故所向披靡,降者日以千计。“禹所止辄停车住节,以劳来之,父老童耭,垂发戴白,满其车下,莫不感悦,于是名震关西”。(《后汉书·邓禹列传》)光武帝甚为高兴。
    邓禹部众皆劝入关,直接进攻长安。但邓禹却取持重态度,不欲速进,面谕诸将说:“不然。今吾觽虽多,能战者少,前无可仰之积,后无转馈之资。赤眉新拔长安,财富充实,锋锐未可当也。夫盗贼髃居,无终日之计,财谷虽多,变故万端,宁能坚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广人稀,饶谷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彻养士,以观其弊,乃可图也”(《后汉书·邓禹列传》)。于是乃引军北向栒邑(今陕西旬邑县),所过郡县,陆续归附。

    光武帝因关中未定,而邓禹又久不进兵,遂下诏催促邓禹进兵长安,镇抚西京,诏曰:“司徒,尧也;亡贼,桀也。长安吏人,遑遑无所依归。宜以时进讨,镇慰西京,系百姓之心”(《后汉书·邓禹列传》)。邓禹仍坚持前意,派军攻取上郡(今陕西榆林东南)诸县,留将军冯愔、宗歆守枸邑。自统主力平定北地(今甘肃庆阳和宁夏吴忠一带)。但冯愔、宗歆二人争权相攻,冯愔遂杀宗歆,因而反击邓禹。邓禹遣使问计于光武帝,光武帝问使者冯愔最要好的人是谁,使者说是护军黄防。光武帝猜冯愔、黄防不能久和,回报邓禹说:“缚冯愔者,必黄防也”(《后汉书·邓禹列传》)。一个月后,黄防果然抓住冯愔。

    建武二年(公元26年)春,光武帝遣使者更封邓禹为梁侯,食四县。时赤眉内乱,西走扶风(今陕西兴平东南)。邓禹探得长安空虚,遂引军西来,倍道兼行,径入长安,屯兵于昆明池(在今西安市西南),大飨士卒。

    邓禹引兵与延岑战于蓝田,不克。汉中王刘嘉向邓禹投降。但刘嘉相李宝倨慢无礼,被子邓禹斩杀。李宝弟收集李宝余部攻打以禹,并杀将军耿欣。自冯愔反叛后,邓禹威信稍损,又乏食,归附的人又相继离散。此时赤眉军复攻长安,邓禹与其相战,败走,退至高陵,军士饥饿,皆食枣菜。光武帝让邓禹还,告诫邓禹说:“赤眉无谷,自当来东,吾折捶笞之,非诸将忧也。无得复妄进兵”(《后汉书·邓禹列传》)。

    建武三年(公元27年)春,奉刘秀之命进击赤眉的邓禹,因“惭于受任无功”(《资治通鉴》卷四十一),率部至湖县(今陕西潼关东),邀冯异共同迎战赤眉军。冯异认为赤眉军尚强,应放其过去,东西夹击才能获胜。邓禹及其部将车骑将军邓弘邀功心切,急于迎战。邓弘率部与赤眉军大战整日,赤眉军佯败弃辎重退走,车上尽装泥土,仅用豆子覆盖在表面,邓弘军士卒争相取食。赤眉军乘机还军猛攻,邓弘军大败。邓禹、冯异合兵救之,赤眉军退。禹复战,大败,死伤3000余人,只带24骑逃归宜阳。冯异亦被击败,弃战马徒步逃出,退至回豁阪(位于湖县西),坚壁自守。

    邓禹因此战失利,引咎交上大司徒﹑梁侯印绶。数月后,拜右将军。延岑自败于东阳后,与秦丰联合。建武四年(公元28年)春,邓禹与复汉将军邓晔﹑辅汉将军于匡在邓击败延岑,邓禹追至武当,再破其军,延岑,逃往汉中,其众皆降。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天下平定,光武帝加封功臣,封邓禹为高密侯,食邑高密﹑昌安﹑夷安﹑淳于四县。光武帝因邓禹功高,又封其弟邓宽为明亲侯。

    “禹内文明,笃行淳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埶”(《后汉书·邓禹列传》)。邓禹有十三子,各让其守一艺。修整闺门,教养子孙。光武帝更加重用邓禹。中元元年,再行司徒事。

    汉明帝即位后,以邓禹为先帝元勋,拜为太傅,当年病逝,终年57岁,谥元侯。[ad#co-1]

  • 【转载】苏轼知密州、登州 (下)

    苏轼
    苏轼

    苏轼知密州、登州及往返途中,既怀想亡妻,又思念胞弟;既广交新朋,又不忘老友,其思亲、交友之所作所为,感人肺腑,令人赞叹不已。

    (1)悼妻

    正当苏轼步入人生的盛年,又开始走向仕途之时,他的元配夫人王弗过世了。这令他十分悲痛。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知密州,次年正月二十日,他因梦而写下了悼念亡妻的“心思之曲”——《江城子·十年生死》这首中国词史上第一首悼亡词(诗以悼亡,始自西晋的潘岳;而词以悼亡,则始自苏轼)。苏轼留下来的这首悼念爱妻王弗的词作,将悼亡引进词中,开拓了词的题材,具有深刻而丰富的悲剧内涵和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他在这首词作中,把亡妻作为生者来怀想,让早已亡故的妻子依然活在词人的心间,是此词最主要的艺术感染力;亡妻绝不能复生,相聚绝不可能,满怀凄凉而无法诉说,又是此词最大的悲剧性。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