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

清华国学院四个导师 清华国学院四个导师[/caption] 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 梁启超 两月前《清华周刊》记者以此题相属,蹉跎久未报命。顷独居翠微山中,行箧无一书,而记者督责甚急,乃竭三日之力,专凭忆想所及草斯篇,漏略自所不免,且容有并书名篇名亦忆错误者,他日更当补正也。

中华民国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启超作于碧摩岩翠山房

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

甲、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

《论语》 《孟子》

《论语》为两千年来国人思想之总源泉。《孟子》自宋以后势力亦与相埒。此二书可谓国人内的外的生活之支配者,故吾希望学者熟读成诵。即不能,亦须翻阅多次,务略举其辞,或摘记其身心践履之言以资修养。 《论语》、《孟子》之文,并不艰深,宜专读正文,有不解处方看注释。 注释之书,朱熹《四书集注》为其生平极矜慎之作,可读。但其中有随入宋儒理障处,宜分别观之。 清儒注本,《论语》则有戴望《论语注》,《孟子》则有焦循《孟子正义》最善。戴氏服膺颜习斋之学,最重实践,所注似近孔门真际;其训诂亦多较朱注为优。其书简洁易读。焦氏服膺戴东原之学,其《孟子正义》在清儒诸经新疏中为最佳本,但文颇繁。宜备置案头,遇不解时或有所感时则取供参考。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乃戴氏一家哲学,并非专为注释《孟子》而作。但其书极精辟,学者终须一读,最好是于读《孟子》时并读之,既知戴学纲领,亦可以助读《孟子》之兴味。 焦循《论语通释》,乃摹仿《孟子字义疏证》而作,将全部《论语》拆散,标准重要诸义,如言仁言忠恕……等列为若干目通观而总诠之,可称治《论语》之一良法,且可应用其法以治他书。 右两书篇页皆甚少,易读。 陈灃《东塾读书记》中读《孟子》之卷,取《孟子》学说分项爬疏,最为精切。其书不过二三十页(?),宜一读以观前辈治学方法,且于修养亦有益。

《易经》

此书为孔子以前之哲学书。孔子为之注解,虽奥衍难究,然总须一读。吾希望学者将《系辞传》、《文言传》熟读成诵,其《卦象传》六十四条,则用别纸钞出,随时省览。 后世说《易》者言人人殊。为修养有益起见,则程颐之《程氏易传》差可读。 说《易》最近真者,吾独推焦循。其的著《雕菰楼易学》三书(《易通释》、《易图略》、《易章句》),皆称精诣。学者如欲深通此经,可取读之,否则可以不必。

《礼记》

此书为战国及西汉之“儒家言”丛编,内中有极精纯者,亦有极破碎者。吾希望学者将《中庸》、《大学》、《礼运》、《乐记》四篇熟读成诵。《曲礼》、《王制》、《檀弓》、《礼器》、《学记》、《坊记》、《表记》、《缁衣》、《儒行》、《大傅》、《祭义》、《祭法》、《乡饮酒义》诸篇多游览数次,且摘录其精要语。若欲看注解,可看《十三经注疏》内郑注孔疏。《孝经》之性质与《礼记》同,可当《礼记》之一篇读。

《老子》

道家最精要之书。希望学者将此区区五千言熟读成诵。注释书未有极当意者。专读白文自行寻索为妙。

《墨子》

孔墨在先秦时,两圣并称,故此书非读不可,除《备城门》以下各篇外,余篇皆宜精读。注释书以孙诒让《墨子间诂》为最善,读《墨子》宜照读此本。《经》上、下,《经说》上、下四篇,有张惠言《墨子经说解》及梁启超《墨经》两书可参观,但皆有未精惬处,《小取》篇有胡适新诂可参观。梁启超《墨子学案》属通释体裁,可参观助兴味,但其书为临时讲义,殊未精审。

《庄子》

《内篇》七篇及《杂篇》中之《天下篇》最当精读。注释有郭庆藩之《庄子集释》差可。

《荀子》

《解蔽》、《正名》、《天论》、《正论》、《性恶》、《礼论》、《乐论》诸篇最当精读。余亦须全部游览。注释书王先谦《荀子注》甚善。

《尹文子》 《慎子》 《公孙龙子》

今存者皆非完书,但三子皆为先秦大哲,虽断简亦宜一读;篇帙甚少,不费力也。《分孙龙子》之真伪,尚有问题。三书皆无善注,《尹文子》、《慎子》易解。

《韩非子》

法家言之精华,须全部游览。(其特别应精读之诸篇,因手边无原书,胪举恐遗漏,他日补列。)注释书王先谦《韩非子集释》差可。

《管子》

战国末年人所集著者,性质颇杂驳,然古代各家学说存其是者颇多,宜一游览。注释书戴望《管子校正》甚好。

《吕氏春秋》

此为中国最古之类书,先秦学说存其中者颇多,宜游览。

《淮南子》

此为秦汉间道家言荟萃之书,宜稍精读。注释书闻有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颇好。

《春秋繁露》

此为西汉儒家代表的著作,宜稍精读。 注释书有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颇好。康有为之《春秋董氏学》,为通释体裁,宜参看。

《盐铁论》

此书为汉代儒家法家对于政治问题对垒抗辩之书,宜浏览。

《论衡》

此书为汉代怀疑派哲学,宜游览。

《抱朴子》

此书为晋以后道家言代表作品,宜游览。

《列子》

晋人伪书,可作魏晋部玄学书读。 右所列为汉晋以前思想界之重要著作。六朝隋唐间思想界著光彩者为佛学,其书目当别述之。以下举宋以后学术之代表书,但为一般学者节啬精力计,不愿多举也。

《近思录》 朱熹著,江永注

读此书可见程朱一派之理学,其内容何如。

《朱子年谱》附朱子《论学要语》 王懋竑著

此书叙述朱学全面目,最精要有条理。 若欲研究程朱学派,宜读《二程遗书》及《朱子语类》,非专门斯业者可置之。 南宋时与朱学对峙者尚有吕东莱之文献学一派。陈龙川、叶水心之功利主义一派,及陆象山之心学一派,欲知其详,宜读各人专集。若观大略,可求诸《宋元学案》中。

《传习录》 王守仁语 徐爰、钱洪德等记

读此可知王学梗概。欲知其详,宜读《王文成公全书》。因阳明以知行合一为教,要合观学问事功,方能看出其全部人格。而其事功之经过,具见集中各文,故《阳明集》之重要,过于朱、陆诸集。

《明儒学案》 黄宗羲著

《宋元学案》 黄宗羲初稿,全祖望、王梓材两次续成

此二书为宋元明三朝理学之总记录,实为创作的学术史。 《明儒学案》中姚江、江右、王门、泰州、东林、戢山诸案最精善。《宋元学案》中象山案最精善,横渠、二程、东莱、龙川、水心诸案亦好。晦翁案不甚好。百源(邵雄)、涑水(司马光)诸案,失之太繁,反不见其真相。末附(王安石)《荆公新学略》最坏,因有门户之见,故为排斥。欲知荆公学术,宜看《王临川集》。 此二书卷帙虽繁,吾总望学者择要游览,因其为六百年间学术之总汇,影响于近代甚深。且汇诸家为一编,读之不甚费力也。 清代学术史,可惜尚无此等佳著。唐鉴之《国朝案小识》以清代最不振之程朱学派为立脚点,偏狭固陋,万不可读;江藩之《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亦学案体裁,较好。但江氏常识亦凡庸,殊不能叙出各家独到之处。万不得已,姑以备参考而已。启超方有事于《清儒学案》,汗青尚无期也。

《日知录》、《亭林文集》 顾炎武著

顾亭林为清学开山第一人,其精力集注于《日知录》,宜一游览。读文集中各信札,可见其立身治学大概。

《明夷待访录》 黄宗羲著

黄梨洲为清初大师之一。其最大贡献在两学案。此小册可见其政治思想之大概。

《思问录》 王夫之著

王船山为清初大师之一。非通观全书,不能见其精深博大。但卷帙太繁,非别为系统的整理,则学者不能读。聊举此书发凡,实不足以代表其学问之全部也。

《颜氏学记》 戴望编

颜习斋为清初大师之一。戴氏所编学记,颇能传其真。徐世昌之《颜李学》,亦可供参考。但其所集《习斋语要》、《恕谷(李塨)语要》将攻击宋儒语多不录,稍失其真。 顾、黄、王、颜四先生之学术,为学者所必须知,然其著述皆浩博,或散佚,不易寻绎。启超行将为系统的整理记述,以饷学者。

《东原集》 戴震著

《雕菰楼集》 焦循著

戴东原、焦里堂为清代经师中有清深之哲学思想者。读其集可知其学,并知其治学方法。 启超所拟著之《清儒学案》,东原、里堂学两案,正在属稿中。

《文史通义》 章学诚著

此书虽以文史标题,实多论学术流别,宜一读。胡适著《章实斋年谱》,可供参考。

《大同书》 康有为著

南海先生独创之思想在此书。曾刊于《不忍杂志》中。

《国故论衡》 章炳麟著

可见章太炎思想之一斑。其详当读《章氏遗书》。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梁漱冥著

有偏宕处,亦有独到处。

《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 胡适著

《先秦政治思想史》 梁启超著

将读先秦经部、子部书,宜先读此两书,可引起兴味,并启发自己之判断力。

《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著

欲略知清代学风,宜读此书。

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

《尚书》

内中惟二十八篇是真,书宜精读,但其文佶屈赘牙,不能成诵亦无妨。余篇属晋人伪撰,一游览便足。(真伪篇目,看启超所著《古书之真伪及其年代》,日内当出版)。 此书非看注释不能解,注释书以孙星衍之《尚书今古文注疏》为最好。

《逸周书》

此书真伪参半,宜一游览。 注释书有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颇好。

《竹书纪年》

此书现通行者为元、明人伪撰。其古本,清儒辑出者数家,王国维所辑最善。

《国语》 《春秋左氏传》

此两书或本为一书,由西汉人析出,宜合读之。 《左传》宜选出若干篇熟读成诵,于学文甚有益。 读《左传》宜参观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可以得治学方法。

《战国策》

宜选出若干篇熟读,于学文有益。

《周礼》

此书西汉末晚出,何时代人所撰,尚难断定,惟书中制度,当有一部分为周代之旧,其余亦战国秦汉间学者理想的产物,故总宜一读。 注释书有孙诒让《周礼正义》最善。

《考信录》 崔述著

此书考证三代史事实最谨严,宜一游览,以为治古史这标准。

《资治通鉴》

此为编年政治史最有价值之作品,虽卷帙稍繁,总希望学者能全部精读一过。 若苦干燥无味,不妨仿《春秋大事表》之例,自立若干门类,标治摘记作将来著述资料(吾少时曾用此法,虽无成书,然增长兴味不少)。 王船山《读通鉴论》,批评眼光,颇异俗流,读通鉴时取以并读,亦助兴之一法。

《续资治通鉴》 毕沅著

此书价值远在司马原著之下,自无待言,无视彼更优者,姑以备数耳。 或不读正《资治通鉴》而读《九种纪事本末》,亦可,要之非此则彼,必须有一书经目者。

《文献通考》 《续文献通考》 《皇朝文献通考》

三书卷帙浩繁,今为学者摘其要目:《田赋考》、《户口考》、《职役考》、《市籴考》、《征榷考》、《国用考》、《钱币考》、《兵考》、《刑考》、《经籍考》、《四裔考》,必不读;《王礼考》、《封建考》、《象纬考》,绝对不必读;其余或读或不读随人(手边无原书,不能具记其目,有漏略当校补)。 各人宜因其所嗜,择类读之。例如欲研究经济史、财政史者,则读前七才考。余仿此。 《马氏文献通考》本依仿杜氏《通典》而作。若尊创作,应《通典》。今舍彼取此者,取其资料较丰富耳。吾辈读旧史,所贵者惟在原料炉锤组织,当求之在我也。 《两汉会要》、《唐会要》、《五代会要》,可与《通考》合读。

《通志二十略》

郑渔仲史识、史才皆迈寻常。《通志》全书卷帙繁,不必读,二十略则其精神所聚,必须游览,其中与《通考》门类同者或可施*最要者,《氏族略》、《六书略》、《七音略》、《校雠略》等篇。

《二十四史》

《通鉴》、《通考》,已浩无涯涘更语及彪大之《二十四史》,学者几何不望而却走?然而《二十四史》终不可不读,其故有二:
  • (一)现在既无满意之通史,不读《二十四史》,无以知先民活动之遗迹;
  • (二)假令虽有佳的通史出现,然其书自有别裁。《二十四史》之原料,终不能全行收入,以故《二十四史》终究仍为国民应读之书。
书既应读,而又浩瀚难读,则如之何,吾今试为学者拟摘读之法数条。
  • 一曰就书而摘。《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俗称四史,其书皆大史学家一手著连,体例精严,且时代近古,向来学人诵习者众在学界之势力与六经诸子埒,吾辈为常识计,非一读不可。吾常希望学者将此四史之列传,全体游览一过,仍摘出若干篇稍为熟读,以资学文之助,因四史中佳文最多也(若欲吾举其目亦可,但手边无原书,当以异日)。四史之外,则《明史》共认为官修书中之最佳者,且时代最近,亦宜稍为详读。
  • 二曰就事分类而摘读志。例如欲研究经济史、财政史,则读《平准书》、《食货志》;欲研究音乐,则读《乐书》、《乐志》;欲研究兵制,则读《兵志》;欲研究学术史,则读《艺文志》、《经籍志》,附以《儒林传》;欲研究宗教史,则读《北魏书·释老志》(可惜他史无之)。每研究一门,则通各史此门之志而读之,且与《文献通考》之此门合读。当其读时,必往往发现许多资料散见于各传者,随即跟踪调查其传以读之,如此引申触类,渐渐便能成为经济史、宗教史……等等之长编,将来荟萃而整理之,便成著述矣。
  • 三曰就人分类而摘读传。读名人传记,最能激发人志气且,于应事接物之智慧,增长不少,古人所以贵读史者以此。全史各传既不能遍读(且亦不必),则宜择伟大人物之传读之,每史亦不过二三十篇耳。此外又可就其所欲研究者而择读,如欲研究学术史,则读《儒林传》及其他学者之专传;欲研究文学史,则读《文苑传》及其他文学家之专传。用此法读去,恐之患其少,不患其多矣。
又各史之《外国传》、《蛮夷传》、《土司传》等,包含种族史及社会学之原料最多,极有趣,吾深望学者一读之。

《廿二史札记》 赵翼著

学者读正史之前,吾劝其一游览此书。记称“属辞比事《春秋》之教”,此书深进“比事”之决,每一个题目之下,其资料皆从几十篇传中,零零碎碎觅出,如采花成蜜。学者能用其法以读史,便可养成著术能力(内中校勘文学异同之部约占三分一,不读亦可)。

《圣武记》 魏源著 《国朝先正事略》 李元度著

清朝一代史迹,至今尚无一完书可读,最为遗憾,姑举此二书充数。魏默深有良史之才,《圣武记》为纪事本末体裁,叙述绥服蒙古、勘定金川、抚循西藏……诸役,于一事之原因结果及其中间进行之次序,若指诸掌,实罕见之名著也。李次青之《先正事略》,道光以前人物略具,文亦有法度,宜一游览,以知最近二三百年史迹大概。 日本人稻叶君山所著《清朝全史》尚可读(有译本)。

《读史方舆纪要》 顾祖禹著

此为最有组织的地理书,其特长在专论形势,以地哉为经,以史迹为纬,读之不感干燥。此书卷帙虽多,专读其叙论(至各府止),亦不甚费力,且可引起地理学兴味。

《史通》 刘知几著

此书论作史方法,颇多特识,宜游览。章氏《文史通义》,性质略同,范围较广,已见前。

《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著

读之可增史不兴味,且知治史方法。

丙、韵文书类

《诗经》

希望学者能全部熟读成诵,即不尔,亦须一大部分能其词。注释书,陈奂《诗毛氏传疏》最善。

《楚辞》

屈、宋作宜熟读,能成诵最佳,其余可不读。注释书,朱熹《楚辞集注》较可。

《文选》

择读。

《乐府诗集》 郭茂倩编

专读其中不知作者姓名之汉古辞,以见魏六朝乐府风格,其他不必读。 魏晋六朝人诗宜读以下各家:曹子建、阮嗣宗、陶渊明、谢康乐、鲍明远、谢玄晖 无单行集者,可用张淳《汉魏百三家集本》,或王闓运《五代诗选本》。 《李太白集》、《杜工部集》、《王右丞集》、《孟襄阳集》、《韦苏州集》、《高常侍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李义山集》、《王临川集》(诗宜用李璧注本)、《苏东坡集》、《元遗山集》、《陆放翁集》 以上唐宋人诗文集

《唐百家诗选》王安石选

《宋诗钞》 吕留良钞

以上唐宋诗选本 《清真词》(周美成)、《醉翁琴趣》(欧阳修)、《东坡乐府》(苏轼)、《屯田集》(柳永)、《淮海词》(秦观)、《樵歌》(朱敦儒)、《稼轩词》(辛弃疾)、《后村词》(刘克庄)、《石道人歌曲》(姜夔)、《碧山词》(王沂孙)、《梦窗词》(吴文英) 以上宋人词集 《西厢记》、《琵琶记》、《牡丹亭》、《桃花扇》、《长生殿》 以上元明清人曲本 本门所列书,专资学者课余讽诵,陶写情趣之用既非为文学专家说法,尢非为治文学史者说法,故不曰文学类,而曰文类。文学范围,最少应包含古文(骈散文)及小说。吾以为苟非欲作文学专家,则无专读小说这必要;至于古文,本不必别学,吾辈总须读周秦诸子、《左传》、《国策》、四史、《通鉴》及其关于思想、关于记载之著作,苟能多读,自能属文,何必格外标举一种,名曰古文耶?故专以文鸣之文集不复录(其余学问有关系之文集,散见各门)。《文选》及韩、柳、王集聊附见耳。学者如必欲就文求文,无已,则姚鼐之《古文辞类纂》、李兆洛之《骈体文钞》、曾国藩之《经史百家杂钞》可用也。 清人不以韵文见长,故除曲本数部外,其余诗词皆不复列举,无已,则于最初期与最末期各举诗词家一人:吴伟业之《梅村诗集》与黄尊宪之《人境庐诗集》、成德之《饮水词》与文焯之《樵风乐府》也。

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

右所列五项,倘能依法读之,则国学根柢略立,可以为将来大成之基矣。惟青年学生校课既繁,所治专门别有在,恐仍不能人人按表而读。 今再为拟一真正之最低限度如下:
  • 《四书》
  • 《易经》
  • 《书经》
  • 《诗经》
  • 《礼记》
  • 《左传》
  • 《老子》
  • 《墨子》
  • 《庄子》
  • 《荀子》
  • 《韩非子》
  • 《战国策》
  • 《史记》
  • 《汉书》
  • 《后汉书》
  • 《三国志》
  • 《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
  • 《宋元明史纪事本末》
  • 《楚辞》
  • 《文选》
  • 《李太白集》
  • 《杜工部集》
  • 《韩昌黎集》
  • 《柳河东集》
  • 《白香山集》
其他词曲集随所好选读数种。 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报……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

治国学杂话

学生做课外学问是最必要的,若只求讲堂上功课及格,便算完事,那么,你进学校,只是求文凭,并不是求学问,你的人格,先已不可问了。再者,此类人一定没有“自发”的能力,不特不能成为一个学者,亦断不能成为社会上治事领袖人才。 课外学问,自然不专指读书,如试验,如观察自然界……都是极好的,但读课外书,至少要算课外学问的主要部分。 一个人总要养成读书兴味。打算做专门学者,固然要如此,打算做事业家,也要如此。因为我们在工厂里、在公司里、在议院里……做完一天的工作出来之后,随时立刻可以得着愉快的伴侣,莫过于书籍,莫便于书籍。 但是将来这种愉快得着得不着,大概是在学校时代已经决定,因为必须养成读书习惯,才能尝着读书趣味。人生一世的习惯,出了学校门限,已经铁铸成了,所以在学校中,不读课外书,以养成自己自动的读书习惯,这个人,简直是自己剥夺自己终身的幸福。 读书自然不限于读中国书,但中国人对于中国书,至少也刻和外国书作平等待遇。你这样待遇他,给回你的愉快报酬,最少也和读外国书所得的有同等分量。 中国书没有整理过,十分难读,这是人人公认的,但会做学问的人,觉得趣味就在这一点。吃现成饭,是最没有意思的事,是最没有出息的人才喜欢的。一个问题,被别人做完了四平八正的编成教科书样子给我读,读去自然是毫不费力,但是从这不费力上头结果,便令我的心思不细致不刻入。专门喜欢读这类书的人,久而久之,会把自己创作的才能汨没哩。在纽约、芝加哥笔直的马路崭新的洋房里舒舒服服混一世,这个人一定是过的毫无意味的平庸生活。若要过有意味的生活,须是哥伦布初到美洲时时。 中国学问界,是千年未开的矿穴,矿苗异常丰富,但非我们亲自绞脑筋绞汗水,却开不出来。翻过来看,只要你绞一分脑筋一分汗水,当然还你一分成绩,所以有趣。 所谓中国学问界的矿苗,当然不专指书籍,自然界和社论实况,都是极重要的,但书籍为保存过去原料之一种宝库,且可为现在各实测方面之引线,就这点看来,我们对于书籍之浩瀚,应刻欢喜谢他,不应刻厌恶他。因为我们的事业比方要开工厂,原料的供给,自然是越丰富越好。 读中国书,自然像披沙拣金,沙多金少,但我们若把他作原料看待,有时寻常人认为极无用的书籍和语句,也许有大功用。须知工厂种类多着呢,一个厂里头得有许多副产物哩,何止金有用,沙也有用。 若问读书方法,我想向诸君上一个条陈。这方法是极陈旧的,极笨极麻烦的,然而实在是极必要的。什么方法呢?是钞录或笔记。 我们读一部名著,看见他征引那么繁博,分析那么细密,动辄伸着舌头说道:“这个人不知有多大记忆力,记得许多东西,这是他的特别天才,我们不能学步了。”其实那里有这回事。好记性的人不见得便有智慧,有智慧的人比较的倒是记性不甚好。你所看见者是他发表出来的成果,不知他这成果原是从铢积寸累困知勉行得来。大抵凡一个大学者平日用功总是有无数小册子或单纸片,读书看见一段资料觉其有用者即刻钞下(短的钞全文,长的摘要记书名卷数页数)。资料渐渐积得丰富,再用眼光来整理分析他,便成为一篇名著。想看这种痕迹,读赵瓯北的《二十二史札记》、陈兰甫的《东塾读书记》最容易看出来。 这种工作笨是笨极了,苦是苦极了,但真正做学问的人总离不了这条路。做动植物的人懒得采集标本,说他会有新发明,天下怕没有这种便宜事。 发明的最初动机在注意,钞书便是促醒注意及继续保存注意的最好方法。当读一书时,忽然感觉这一段资料可注意,把他钞下,这件资料自然有一微微的印象印入脑中,和滑眼看过不同。经过这一番后,过些时碰着第二个资料和这个有关系的,又把他钞下。那注意便加浓一度。经过几次之后,每翻一书,遇有这项资料,便活跳在纸上,不必劳神费力去找了。这是我多年经验得来的实况。诸君试拿一年工夫去试试,当知我不说谎。 先辈每教人不可轻言著述,因为未成熟的见解公布出来,会自误误人,这原是不错的,但青年学生“斐然当述作之誉”,也是实际上鞭策学问的一种妙用。譬如同是读《文献通考》的《钱币考》,各史《食货志》中钱币项下各文,泛泛读去,没有什么所得,倘若你一面读一面便打主意做一篇中国货币沿革考,这篇考做的好不好另一问题,你所读的自然加几倍受用。 譬如同读一部《荀子》,某甲泛泛读去,某乙一面读一面打主意做部《荀子学案》,读过之后,两个人的印象深汪浅,自然不同。所以我很奖励青年好着书的习惯,至于所著的书,拿不拿给人看,什么时候才认成功,这还不是你的自由吗? 每日所读之书,最好分两类,一类是精熟的,一类是浏览的。因为我们一面要养成读书心细的习惯,一面要养成读书眼快的习惯。心不细则毫无所得,等于白读;眼不快则时候不够用,不能博搜资料。诸经、诸子、四史、通鉴等书,宜入精读之部,每日指定某时刻读他,读时一字不放过,读完一部才读别部,想钞录的随读随钞;另外指出一时刻,随意涉览,觉得有趣,注意细看,觉得无趣,便翻次页,遇有想钞录的,也俟读完再钞,当时勿窒其机。 诸君勿因初读中国书,勤劳大而结果少,便生退悔。因为我们读书,并不是想专向现时所读这一本书里讨现钱现货的,得多少报酬,最要紧的是涵养成好读书的习惯,和磨炼出好记忆的脑力。青年期所读各书,不外借来做达这两个目的的梯子。我所说的前提倘若不错,则读外国书和读中国书当然都各有益处。外国名著,组织得好,易引起兴味,他的研究方法,整整齐齐摆出来,可以做我们模范,这是好处;我们滑眼读去,容易变成享现成福的少爷们,不知甘苦来历,这是坏处。中国书未经整理,一读便是一个闷头棍,每每打断兴味,这是坏处;逼着你披荆斩棘,寻路来走,或者走许多冤枉路(只要走路断无冤枉,走错了回头,便是绝好教训),从甘苦阅历中磨炼出智慧,得苦尽甘来的趣味,那智慧和趣味都最真切,这是好处。 还有一件,我在前项书目表中有好几处写“希望熟读成诵”字样,我想诸君或者以为甚难,也许反对说我顽旧,但我有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奖劝人勉强记忆,我所希望熟读成诵的有两种类:
  • 一种类是是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
  • 一种类是有益身心的格言。
好文学是涵养情趣的工具,做一个民族的分子,总须对于本民族的好文学十分领略,能熟读成诵,才在我们的“下意识”里头,得着根柢,不知不觉会“发酵”。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上形成共同意识,我既做这社会的分子,总要彻底了解他,才不至和共同意识生隔阂,一方面我们应事接物时候,常常仗他给我们的光明,要平日摩得熟,临时才得着用,我所以有些书希望熟读成诵者在此,但亦不过一种格外希望而已,并不谓非如此不可。]]>

册封衍圣公

孔子
孔子

自孔子死后,随着后世历代帝王对孔子的不断加封,其后裔也备得恩泽。孔子于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元年)被封谥“褒成宣尼公”;北魏孝文帝改封“文圣尼父”,北周静帝晋封“邹国公”,隋文帝尊为“先师尼父”,唐太宗尊为“先圣”、“宣父”,唐高宗尊为“先圣”、“太师”,武则天封为“隆道公”,唐玄宗谥“文宣王”,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加封“玄圣文宣王”,五年(1012年)改称“至圣文宣王”,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037年),加封“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后裔也因此得到历代封建王朝的眷顾和优渥。虽迭经改朝换代,但其地位并没有受到影响,而且较之上代还能“恩渥备加”,“代增隆重”。直至册封为世袭“衍圣公”,并在曲阜为其兴建了规模宏大、衙宅合一的衍圣公府。

对孔子后裔的加封始于秦朝。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东行郡县,曾“观礼于鲁”,因孔子九代孙孔鲋精通六艺,被秦始皇召封为鲁之文通君。后因秦下令焚书,孔鲋藏《论语》、《尚书》、《孝经》等于孔子旧宅壁中,走隐嵩阳,教授弟子。陈涉起事,“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孔鲋字甲)为陈王博士,卒与涉(陈胜)俱死”。孔鲋最后死在了陈胜、吴广领导的秦末农民起义军中。但秦始皇所封文通君,仅仅是名誉上的称号,并非祭祀孔子的专事封号。

专主孔子祀事的封号是从西汉开始的。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自淮南过鲁,以太牢祀孔子”,同时封孔子九代孙孔腾(孔鲋之弟)为“奉祀君”,专主孔子祀事,惠帝时征为博士,迁长沙太傅。昭帝征孔子十三代孙孔霸为博士,宣帝时为高密相。元帝永光元年(前43年)拜孔霸为太师,赐爵关内侯,食邑八自户,号褒成君,以所食邑奉孔子祀。并赐黄金二百斤,宅一区,户籍迁往长安。汉成帝时由孔霸长子孔福袭封关内侯。这是孔子后裔爵位世袭的开始。元始元年(公元元年),汉平帝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将孔子第十六代孙孔均由关内侯晋封为褒成侯,爵由关内侯升为彻侯,即由二十等爵位的第十九级升为二十级,食邑二千户,以奉孔子祀。王莽时拜孔均为太尉,孔均不就,于是失爵。东汉光武帝刘秀拜孔子十七代孙孔志为大司马,于建武十四年(38年),孔志袭褒成侯,食邑如故。卒后谥为元成侯。和帝永元四年(92年),徙封孔子十八代孙孔损为褒亭侯,食邑一千户。由于此时汉朝气数已尽,朝廷混乱,战争四起,孔子后裔的食邑也就逐渐减少,到第20代孙孔完袭封褒成侯时,食邑只有百户了。

魏黄初元年(220年),文帝曹丕拜孔子二十一代孙孔羡为议郎,封为宗圣侯,食邑百户。次年,令郡守修孔子庙。晋武帝太始三年(267年)改封孔子二十二代孙孔震为奉圣亭侯,拜太常卿、黄门侍郎。食邑二百户。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九年(442年)孔子二十六代孙孔鲜袭封奉圣亭侯,诏修孔子庙,二十二年(445年),皇太子释奠孔子用乐奏登歌,此为释奠用乐之始。

北周静帝大象二年,追封孔子为邹国公,长孙承袭邹国公,邑数准旧。其子孔嗣惁在隋文帝时应制登科,授泾州司兵参军,迁太子通事舍人。隋炀帝大业四年(608年)被封为绍圣侯,食邑百户。大业七年(611年),县令陈叔毅修阙里孔子庙。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封三十三代孙孔德伦为褒圣侯。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年),秋七月尊孔子为宣父,诏兖州作阙里庙,给户二十,奉守林庙。又命褒圣侯朝会位同三品,祭祀、冕服亦如之,食邑一百户。二十一年(647年),初以先儒配享孔子庙。唐高宗乾封二年(667年)春,兖州都督霍王元轨承制修阙里孔子庙,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年)兖州牧韦元及褒圣侯孔燧之、县令田恩奉诏重修孔子庙。八年初定十哲配祀孔子庙,二十七年谥孔子为文宣王,封孔燧之为文宣公兼兖州长史,食邑一千户,子孙世袭。至唐末,四十二代孙孔光嗣于天祐二年(905年)被任命为泗水主簿,失掉文宣公爵位。后梁末帝乾化三年(915年)为孔庙洒扫户孔末所害。孔末则取代了孔氏嫡裔。孔光嗣之子第四十三代孔仁玉在孔末之乱时,生甫九月,乳母张氏抱匿于外家,得免。后唐明宗长兴元年(931年),诛孔末,遂授孔仁玉曲阜主簿,主孔子祀,长兴三年封文宣公。后周太祖广顺二年(952年)诏以曲阜令兼监察御史,赐五品服。孔仁玉之后,子孙繁衍,先分为五位,又分为二十派,再分为六十户。孔氏家族追称孔仁玉为“中兴祖”。

宋代是孔氏最受朝廷恩宠的时期。经过了五代梁唐晋汉周的朝廷轮替更换,宋太祖深感政治斗争的现实无情,为稳定政局需要,在赵匡胤登基伊始,于建隆元年(960年),亲谒孔子庙,诏增修祠宇,绘先圣先贤先儒像,释奠用永安之乐。三年(962年)诏祭孔子庙,用一品礼,立十六戟于庙门。乾德四年(966年),宋太祖诏孔子四十四代孙孔宜为曲阜主簿。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又擢右善赞大夫,袭封文宣公。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赐孔子庙经史,又赐太宗御制御书150卷藏于庙中书楼。二年春二月,诏立孔子庙学舍。三月颁孔子庙桓圭一,加冕九旒,服九章,从上公制。夏五月诏追封孔子弟子,秋七月加左丘明等19人封爵。三年(1010年)颁释奠仪注及祭器图,建庙学。天禧二年(1018年),宋真宗命孔道辅修孔子庙,五年(1021年),孔道辅请得封禅行殿余材,皆橡、樟、姬、梓之属,乃大扩旧制,增广殿庭。乾兴元年(1022年),移大殿于后,讲堂旧基不欲毁拆,即以砖为坛,环植以杏,名曰杏坛,又于坛前建御赞殿以容真宗赞孔子碑。这次扩建,建庙门三重,次书楼。唐宋碑亭各一,仪门、御赞殿、杏坛、正殿、郓国夫人殿;东庑为泗水侯(孔鲤,孔子之子)殿,西庑为沂水侯(孔倔,孔子之孙,受学于曾子,四配之一)殿。西庑外为齐国公(孔子父)殿,其后为鲁国太夫人(孔子之母)殿。正殿东庑外曰燕申门,其内曰斋厅,厅后金丝堂,堂后则家庙,左则神厨。由斋厅而东,南为客馆直,北曰袭封视事厅,厅后为恩庆堂,其后北隅曰双桂堂。客馆直、视事厅、恩庆堂、双桂堂等建筑区为文宣公居住区,也就是孔府的前身,这时庙宅共计360间。

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授孔子四十六代孙孔宗愿国子监主簿,袭封文宣公,知仙源县事(宋时因曲阜丘寿为黄帝出生地改名仙源县)。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改封孔宗愿为“衍圣公”。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改封四十七代孙孔若蒙为奉圣公,专主祀事,不预他职,遇郊祀大礼,赴阙陪位。元符元年(1098年)坐事废封,改由其弟孔若虚袭封奉圣公。孔若虚死后,仍以孔若蒙之子孔端友袭封。宋徽宗大观年间复改封孔端友为“衍圣公”。至此以后,“衍圣公”这一封号历经宋、金、元、明、清、民国,直至1935年国民政府改封孔子七十七代孙孔德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为止,先后沿续了800多年。

也是从孔端友以后,由于宋金元三朝并起纷争,使得孔子后裔册封出现了南宗和北宗。北宋后期,女真族南下,赵构渡江于临安建立了南宋政权。孔端友于建炎二年(1128年)随高宗南迁,遂寓于衢州,是为南宋。其后南宗袭封“衍圣公”是有孔玠、孔搢、孔文远、孔万春、孔洙等人。宋廷南迁后,刘豫建立了伪齐政权,于阜昌二年(1131年)封孔端友的弟弟孔端操之子孔璠为“衍圣公”,主持曲阜孔庙祀事。伪齐政权被推翻后,金熙宗于天眷二年(1139年)继封孔璠为衍圣公,其后有孔拯等袭封“衍圣公”,是为北宋。后因蒙古族起兵南下,孔元措随金政权迁往汴京,曲阜孔庙则由其族兄孔元用主持祀事。蒙古军占领曲阜,以孔元用之子孔之全为“衍圣公”。这样,宋金元三朝并起,各有一个“衍圣公”。

元太宗五年(1233年),蒙古骑兵攻下金汴都,金封“衍圣公”孔元措被元政权所得,仍封孔元措为“衍圣公”,而改封孔之全仅充曲阜令。北宗孔元措无子,由其弟孔元缔的孙子孔浈为嗣。孔浈于元宪宗元年(1251年)袭封“衍圣公”。后来,元政权先前所封“衍圣公”曲阜令孔之全之子孔治率孔氏族人上书皇帝,言孔浈不修祖祀,且非孔氏之宗,而系孔元綋的儿子孔之固侧室所生,且生母早已改嫁驱口李氏,孔浈曾随李氏姓李,不可为孔氏宗。宪宗二年(1252年)皇帝下诏免去孔浈“衍圣公”封号。其后相当一个时期没有任命新的“衍圣公”。南宋灭亡后,宋所封“衍圣公”五十三世孙孔洙归元。

元朝统一,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十九年(1282年)访查孔子后裔宗子,曾召孔洙至京师。孔洙让位于曲阜宗子,忽必烈对孔洙大加赏识曰:乃真圣人后也。于是命孔洙为国子监祭酒、承务郎兼提举浙东学校事,赐护持林庙玺书,免去“衍圣公”封号。

此时,南北宗的“衍圣公”均被免职,十余年后,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因孔子全长子孔治权奉祀事30余年而奉诏袭封“衍圣公”,结束了长达100多年的双宗并立。

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孔氏族人又上书皇帝,说孔治之子孔思诚是庶支。仁宗皇帝派大臣元明善调查,并亲取孔氏族谱查考,确定宗子继承人应该是孔思晦。孔思晦和孔思诚均为四十六代孔宗愿三子孔若愚的七世孙,孔思晦是五十代孙孔拂长子孔元孝的嫡长孙,孔思诚是孔元孝次子孔元用的嫡长孙。因此,元仁宗于延祐三年(1316年)罢黜孔思诚而以孔思晦袭封“衍圣公”,并授阶为中议大夫,列正四品。

泰定三年(1326年),山东廉访副使王鹏南上书皇帝,言袭封上公而秩四品,于格弗称,且失尊崇意。于是于次年改嘉议大夫,位列正三品。至顺二年(1331年)给“衍圣公”孔思晦三品银印。至正六年(1346年),因中书谓公爵与秩不称,奏升之制,授中奉大夫(从二品),赐二品银印。至正十五年(1355年)使“衍圣公”孔克坚(孔思晦之子)为京官,以其长子孔希学袭封“衍圣公”。孔克坚官至礼部尚书。元代末年,孔克坚辞官归曲阜故里。

金元时期,随着衍圣公的品秩提升,曲阜孔庙孔林的修建也相当频繁,据清乾隆版《曲阜县志》记载,从金熙宗皇统二年(1142年)至元惠宗至正十六年(1356年)的200余年间,孔庙孔林先后重修扩建21次。

朱元璋建立大明政权伊始,于洪武元年(1368年)召孔克坚去朝见,孔克坚以病推脱,遣子孔希学去南京觐见,朱元璋不悦,亲自写诏书送达孔克坚说:“尔祖宗垂宪万世,子孙宾职王家,代有崇荣,非独今日。吾奉天命安中夏,虽起庶民,然古人由民而称帝者,汉高祖也。尔言有疾,未知实否。若称疾以慢吾,不可也。”孔克坚于是立刻起程赶赴南京,十一月十四日,朱元璋在谨身殿接见孔克坚。并赐宅、马、米、田及郊祀膰肉等。封孔克坚之子孔希学为“衍圣公”,秩二品,晋阶资善大夫,朝会时位列丞相之后。赐祭田2000大顷,岁收以供祭祀之用,其余为衍圣公俸禄。洪武六年以后,“衍圣公”不再兼任地方官职,专以祭祀孔子为主事。同时,朱元璋下诏修孔庙孔林,置林庙洒扫户115户,令于曲阜等州县选民间俊秀无过子弟充当。洪武十年(1377年)奉敕创建“衍圣公”府,计有正厅5间,后厅5间,东西司房各十数间,外仪门3间等。

洪武十七年(1384年),孔子第五十七代孙孔讷袭封“衍圣公”,明太祖既革丞相官,遂命“衍圣公”班列文官之首,授光禄大夫,赐诰与一品同,给三台银印。仁宗即位后,召“衍圣公”进京朝贺,因“衍圣公”于京城没有府宅而赁居民间,仁宗于是赐第东安门外。英宗复辟后又赐给了一处更大的府邸。第六十一代孔弘绪袭封“衍圣公”以后,于成化五年(1469年)以宫室逾制被夺爵。下廷臣议宜袭封者,皆言世嫡相传,占今通义,乃命其弟孔弘泰代袭而后仍归其子,弘治十一年(1498年),从按臣请,复其冠带。

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年)六月,曲阜孔庙发生重大火灾。浙江道监察御史余濂奏请修孔子庙。秋七月,巡抚何鉴来相度庙工。发帑金15万余两,自十三年二月至十七年正月,重建正殿9间,寝殿7间,大成门、家庙、启圣殿、金丝堂、诗礼堂各5间,移金丝堂于启圣殿之前,改奎文阁5间为7间,改大中门、二门、大门三间为5间,增快睹、仰高二门。遣大学士李东阳以香帛及御制碑文诣阙里祭告。正德六年(1511年),刘六、刘七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破曲阜城,进驻孔庙。次年按察使司佥事潘珍疏请即庙为城,移县附之。诏可。自正德八年(1513年)七月至嘉靖元年(1522年)三月,历时9年而新城竣工。同年七月兴工修阙里孔子庙,孔府也随之继续扩建。到嘉靖元年(1522年)孔庙竣工。而孔府仍在扩建中,继大学士李东阳以后,严嵩几次来曲阜督查,并将自己的孙女嫁给第六十四代“衍圣公”孔尚贤为妻。嘉靖年间,仅孔庙孔林等地所建立的牌坊就有数座,如嘉靖十七年(1538年)巡抚胡缵宗建金声玉振坊,二十三年巡抚曾铣建太和元气坊、三十二年(1553年)御史冯某檄济南府、兖州府、曲阜县修葺殿寝楼庑斋阁门宇垣屋碑亭及家庙祖林计37所。由于李东阳和严嵩作为当朝权贵的直接参与,孔府建设也因孔庙余材的拨给,形成了空前的规模,完成了孔府前堂后寝的建筑布局。其制头门3间、二门3间,内有仪门,仪门之北正堂5间、东西司房各130间,后厅5间,穿堂与正厅相连,退厅5间,东西廊房各5间,左为东书房,右为西书房,退厅东南为家庙,祀高曾祖共5代“衍圣公”。退厅之后为内宅,楼阁房屋不能具载。孔林的修扩也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根据记载,明代扩修扩建孔林达10次之多。

明时的“衍圣公”家族达到了全盛时期,生有荣典,死有哀荣,每有“衍圣公”过世,都会由工部给价造坟,皇帝还会派官致祭。“衍圣公”长子15岁冠带后即可使用二品服色,次子15岁便可承袭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主持子思(孔伋字子思,孔子之孙)祀事,三子15岁承袭太常寺博士,主持汶上县圣泽书院祀事。其二三子之博士每随一代“衍圣公”递为更授。

入清后,顺治元年(1644年),清世祖承认“衍圣公”在明代享受的全部特权,六十五代“衍圣公”孔胤植仍任“衍圣公”加太子太傅。朝见时“衍圣公”仍列内阁大臣之上。顺治三年(1646年),清世祖在北京太仆寺街赐给“衍圣公”府一座,七年(1650年)授“衍圣公”孔兴燮为太子少保。八年又晋为太子太保兼太子少保。康熙七年(1668年),六十七代“衍圣公”孔毓圻进京朝见,当时孔毓圻年仅12岁,清圣祖康熙特许“衍圣公”孔毓圻由皇宫中间的御道上退出。康熙十四年(1675年)又晋升“衍圣公”为太子少师。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追封孔子上五代祖王爵,衍圣公进京朝谢,病死北京。世宗雍正帝命大学士会同礼臣优议恤典,遣大臣及三品以上汉族官员吊丧,命皇三子及庄亲王护送灵柩,雍正亲自撰写碑文。同年六十八代“衍圣公”孔传铎受封。

衍圣公与朝廷的密切关系,到乾隆时期达到巅峰,乾隆皇帝曾多次来曲阜,并颂御书“与天地参”、“时中立极”、“化成悠久”等匾额,重建棂星门,易木为石。对于乾隆与孔府的关系密切,多有猜测,包括七十二代衍圣公孔宪培的一品夫人于氏,孔府盛传于氏为乾隆之女。根据有关史料考证,当为乾隆义女而官臣于敏忠的女儿。后于道光年间于孔府东路建有于氏的祭祀专祠沐恩堂。于敏忠被罢官后,其后裔也多寄居孔府。

清代衍圣公备受皇恩,直到清末,七十六代“衍圣公”进京为慈禧太后祝寿时,又赏戴双眼花翎,宣统二年(1910年)孔令贻又赏穿戴膆貂褂。民国二年(1913年),袁世凯下令所有“衍圣公”暨配祀贤哲后裔所受清代的荣典一切照旧,颁给“衍圣公”孔令贻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孔令贻于1919年病逝北京,1920年二月其遗腹子孔德成出生,四月大总统令孔德成袭封“衍圣公”。

民国24年(1935年),民国政府令孔子嫡系裔孙改任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至此,延续了800百多年的“衍圣公”封号免除。

2007-08-01 09:44:58 作者:省情网 来源:山东省情网

源文档 <http://www.infobase.gov.cn/history/songtoqing/200708/article_186.html>

 

[转载]岳石文化与平度

岳石文化与平度

李树

岳石文化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考古的重要发现,按照国际惯例,以首次发现的遗址所在地的小地名--山东平度东岳石(村)命名。岳石文化是山东省境内继“龙山文化”(1930年在章丘龙山发现)、“大汶口文化”(1959年在宁阳大汶口发现)两种最重要的考古“文化”之后的又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考古发现。

此前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虽然已对“海岱地区”(包括山东省及苏北的徐淮一带)的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系统,即公元前4500年到公元前2000年期间的社会面貌有了相当明确的认识,但对大汶口文化之前和龙山文化以后的情况所知仍然不多。七十年代,“北辛文化”(滕县北辛村)的发现和研究,为探索大汶口文化之前的历史,打开了通道,岳石文化的发现和研究,则对了解和认识山东龙山文化以后的海岱地区尤其是胶东半岛地区的文化面貌,开辟了新的途径。由于岳石文化的历史年代(经C—14测定为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600年)与中国古代典籍记载的夏代基本一致,其时的海岱地区在古代典籍中只被笼统地称为“东夷”而少具体史料,所以岳石文化的发现,不仅“填补了山东龙山文化和商文化之间的空隙”(1),而且“翻开了夏代东方考古文化研究和夷夏关系研究的新篇章”(2)。

岳石文化最先发现于平度,极大地提高了平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知名度,可以说,岳石文化是平度的骄傲。平度,应该进一步地了解岳石文化,宣传岳石文化。本文仅就考古学界对岳石文化的研究做简要介绍,并对岳石文化与平度,做一点粗浅的解说。

一、岳石文化的发现及其命名

第一个岳石文化遗址在平度城北25公里大泽山西麓的东岳石村东,原在岳石河(今称淄阳河,旧县志作药石河)北岸,现位于淄阳水库(俗称岳石水库)东北隅。最初是1959年秋冬修淄阳水库时发现的,其时人们缺少考古常识,只重视上层出土的一些战国墓葬中的铜器,而遗址下层里的许多陶器等却遭毁坏。到1960年夏,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山东考古队对遗址残余部分进行了科学的发掘,仍然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1962年第10期的《考古》杂志发表了《山东平度东岳石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与战国墓》的考古发掘报告,首次公布了岳石遗址出土文物,介绍了“一群前所不见、有别于龙山文化的典型品”(3),揭示了其有别于龙山文化的显明特点。但因当时尚未发现另外的同类遗址,资料尚不完备,所以暂时只能把它归于龙山文化的一个类型。

岳石遗址发掘报告的公布,开始引起了考古学界的重视。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在山东各地陆续发现并发掘了和岳石遗址属于同一类型的许多遗址,尤其牟平照格庄的发掘(4),泗水尹家城的前后共四次发掘(5),出土文物极为丰富,经考古学界深入研究,自1979年就有学者提出将岳石类型独立为晚于龙山文化的另一种“文化”的主张,到1981年,严文明先生正式提出“继龙山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在鲁中南不甚清楚,在胶东则是以平度东岳石遗址为代表的一类遗存,不妨称之为岳石文化”(6)。此后,泗水尹家城遗址的第二、三、四期的连续发掘,获得了更丰富的文物,更证实了典型的龙山文化之上叠压着很厚的岳石文化层,而所有岳石类型的文物经C—14检测证明时间的一致,以及对岳石出土文物与龙山出土文物的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进一步分析研究,都使考古学界的认识趋向统一,到80年代中期,岳石文化是上承山东龙山文化的又一种考古“文化”,便成了考古学界的共识。

现在,在海岱地区尤其胶东半岛上已经发现的岳石文化遗址已达四五百处。不过,从东岳石遗址出土,至今毕竟不过40年,许多具体问题尚待进一步地探讨,有待于新资料的继续充实和研究的更加深入(7)。因为关于岳石文化时期的东夷族与其同时代的中原夏王朝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古籍中记载甚少,所以深入地研究岳石文化,必将有助于解开夏王朝的许多历史之迷。

二、岳石文化的基本特征

考古学范畴内的“文化”,(主要用于尚无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是指同一历史时期内的多处遗址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而同一类型品如用具及其制造技艺等,则体现为同一种“文化”的主要特征。据考古学界的研究,已知岳石文化的主要特征有:

岳石文化的泥质陶主要为灰陶和黑陶。与龙山最大的差异是岳石陶器的胎壁厚而火候较高,龙山文化最具特色的蛋壳陶和常见的典型器物“鬶”在岳石文化里消失了。岳石文化则出现了子母口三足罐和舟形器等龙山文化不见的新型陶器;岳石文化里最常见的袋足肥大的“素面甗”与龙山后期开始出现的“甗”,其形制也很不相同。上述岳石文化陶器的情况,证明了岳石文化是上承山东龙山文化而发展起来的海岱地区的一种重要的“文化”。

岳石文化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在泥质陶器上施加彩绘(有红单彩和红黄白多彩)而成“彩绘陶”,这是前所不见的。虽然“彩绘陶”的烧制技术并不比“彩陶”的烧制难,但是“从文化史的角度考察,彩绘陶的出现大致晚于彩陶,而具有更深刻的历史意义”。因为“具有实用功能的陶、石器,一旦被施以彩绘,就失去了实用性,而变为礼仪用具--礼器”(8)。这是社会发展进步了的具体反映。

岳石文化的石器形态的变化,主要是由先前的圆形钻孔发展为或单或双的方形凿孔的石器农具的出现,这种新的石器农具,标志着农业生产工具的进步和生产能力的提高(9)。

岳石文化中出现了青铜器(照格庄和尹家城都有发现)。有论者认为这是石器农具得以发生突破性进步(用青铜器凿孔代替了以前的以石钻孔)的重要原因。而且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岳石文化里没有了龙山文化中那种技艺高超但纯属装饰和祭祀用的而非日常用具的“蛋壳陶”,因为“在新石器时代,制陶业既是基本的又是尖端的社会生产部门,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陶器制造上,礼器及一切显示权贵身份的高级器皿,多仗制陶业提供。而冶铜业一旦出现,制陶业日益屈居次要地位”,所以,“岳石文化泥制陶的轮制技术及烧制火候并不比龙山文化低,但其造型及装饰却较龙山文化逊色”(10)。

三、岳石文化的价值

考古学界对岳石文化的研究仍在深入,岳石文化的重要价值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其价值至少已经有了如下几个方面:

(一)为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多元化,提供了又一个重要的有力证据。

现存中国最早的一些古代文化典籍,主要是由周代史官撰写经由春秋、战国以至汉代人整理或编纂而成的。其影响后世最为广泛深远的如《尚书》、《诗经》、《春秋左氏传》等,所述远古史迹都是以华夏地区(即今黄河中游平原地带的晋、陕、豫一带)的夏、商、周三代为中心,而对其周边的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地区所记甚少,影响所及,便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中华文明起源的一元论几乎成了无可动摇的定论。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即使对于中国传统经学进行了勇敢的挑战,对于中国古代史研究起了重要革命作用的“古史辨派”,也仍然认为直到春秋战国之世,中原地区的七国尽向四边开拓,“于是中原文化所被的地方就广,中原人民移徙到边区的就远,而有方三千里的‘中国’涌现”。这种传统的中原文化中心说、中华文明一元论,直到五十年代,仍在史学界占有统治地位。

早在二十年代,由仰韶文化的发现,形成了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中游和“中国文明西来”说(11);到三、四十年代,因龙山文化的出土,又形成了“仰韶、龙山二元并立”说,并否定了“中华文明西来”说;接着,又确定了龙山文化的年代后于仰韶文化,并明确了龙山文化的分布范围远比仰韶文化广泛。但是由于河南安阳“小屯文化”遗址大量甲骨文字等文物的出土,“小屯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的承接关系又极为密切,致使人们对中华文明源于华夏地区的看法,迄未改变。

其实早在三十年代发现的辽宁赤峰“红山文化”和浙江余杭“良渚文化”,已经为中华文明多元论提供了可靠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考古事业突飞猛进,除了中原地区先后在郑州东南郊发现“二里冈文化”(1952年)和在偃师县发现“二里头文化”(1959年)等属于夏商时代的中原文化外,更在古代的“四夷”地区陆续发现了浙江嘉兴马家浜文化(1959年),山东宁阳“大汶口文化”(1959年),山东平度“岳石文化”(1960年),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1973年)、四川广元“三星堆文化”(1980年)等许多不同于中原文化的古代文化,而有了C—14检测年代法,这些新发现的“文化”的年代,很快就可得到明确的判定,这就越来越明显地动摇了“中华文明一元论”和“中华文明只源于中原”说的根基。到1977年,中国考古学奠基人之一的夏鼐先生便说:“从前一般的看法,多倾向于我国新石器文化起源于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然后向四周传播”,但由于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一带也发现了年代很早的与黄河流域文化类型不同的农业部落遗址,“表明它们有不同的来源与发展过程,是与当地的地理环境适应而产生和发展的一种或一些文化。” (12)对于海岱地区,到八十年代中期夏鼐先生更具体地指出:从北辛文化到大汶口文化,到(山东)龙山文化,再到岳石文化,“山东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自有其演化的序列,与中原地区的和长江下游地区的各不相同”(13)。徐旭生先生在他1985年定稿的《中国古史传说》中,则得出了“华夏、东夷、苗蛮三个集团是秦汉间所称的中国人的三个主要来源”的结论。可以说,包括岳石文化在内的一系列重大的考古发现已经证实,中华文明的形成并非传统所说的“中原地区一元论”,而是由华夏及其周边地区的多元文化长期交汇融合而成的多元一体。毫无疑问,当年创造了并不逊色于中原文化的东夷先民们,非但不是传世古代典籍中所说的愚昧落后,恰恰相反,他们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灿烂的古代中华文明的发展,同样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为深入研究东夷文化和夷夏关系揭开了新篇章。

中国古代史籍中称华夏(中原)地区之外为“四夷”(《周官·毕命》、《礼记·王制》、《后汉书·东夷传》均有此说)。“东方曰夷,被发文身;南方曰蛮,雕题交址;西方曰戎,被发衣皮;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由汉代儒士撰写的《礼记·王制》里这段关于“四夷”的记载,基本上表述了周人对于非华夏人的看法,含有明显的轻蔑之意。经过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占据主导和统治地位长达2000余年之久的影响,便形成了“四夷”愚昧落后,无文化可言的错误观念。在旧时代,自幼受“四书”、“五经”熏陶的胶东半岛人,也都是以华夏嫡传自居,而把实系自己先祖的东夷先民们称为“野蛮”人了。

帮助人们揭开历史帷幕,逐步使古代的东夷文明的真相得以复现,主要得力于考古学的发展。

从历史发展和民族融合来看,“东夷”和其他“三夷”有一个不同的特点;即“蛮、戎、狄”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都有复杂分化,它们之中有的部分被华夏和以后的汉族所同化,如属于“南蛮”的“百越”和属于“北狄”、“西戎”的许多部族;有的部分则演化为今日的少数民族,如现在云南的许多少数民族都是“南蛮”的后裔。唯有古代的东夷,因其特殊的地理境遇(东滨大海),在经过夷夏争雄的辉煌阶段之后,再历商、西周到春秋后期,便和华夏族完全融而为一了。

在中国史学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即有人重视东夷历史的研究,如傅斯年、蒙文通、徐旭生等,都把东夷提到了与华夏等同的高度。考古学的发展,到今天已大体确定了“山东的史前文化,至少从新石器时代起,即从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到(山东)龙山文化的整个时期,都应属于东夷远古文化的系统。”(14)对上承(山东)龙山文化的岳石文化的研究,则已证明了“岳石文化实即夏代时期的东夷文化”。(15)而随着对岳石文化研究的深入,夏代时期东夷人所创造的古代文化的特征(见本文第二部分)及在当时人类历史上的领先成分(如农具的先进、早期的青铜冶炼等),也在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认识。

结合考古研究来认识古代传说与古籍所记夏、商中原王朝与东夷关系的零星资料,也有许多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世界历史进入近代以后,欧洲人建立起他们的“世界文化欧洲中心说”,往往有意或无意地轻视或无视包括古老的中华文明在内的东方文化。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外国史学界仍是根据“小屯文化”(主要是对甲骨文的无可争辩的研究),来确定中华文明始于殷商,而无视中国古籍对夏代的记叙,将夏代放在“史前时期”。这也就成了为什么中国要集中以考古学界为主的多方面的学术力量来完成夏商断代研究的重要原因。于是岳石文化的发现及对它的深入研究,也就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三)为研究海岱地区尤其是胶东半岛一带的古代历史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上古史籍中所记东夷事既少且略。《竹书纪年》有“夷有九种: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尚书·禹贡》有:“岛夷皮服”(《冀州》),“嵎夷既略”、“淮夷蠙珠及鱼”、“莱夷作牧,厥篚檿丝”(以上《青州》)等。《尚书·尧典》有:“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后世学者对这几段简略的文字的解说,纷纭不一,难成定论。不过,认为“莱夷”属今胶东半岛,“嵎夷”属今淄潍流域,则大体成为共识。

《竹书纪年》、《尚书》、《诗经》、《春秋左氏传》、《楚辞·天问》里有一些有关夏商王朝与东夷关系的零星记载,都是以中原为中心的。《竹书纪年》有:“后发即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左传·襄公四年》记载晋国的魏绛叙述夏与东夷事较多:“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夷族首领后羿曾因夏民对夏王太康怨恨,而伐夏,攻取夏都。但是“(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专任寒浞,以致寒浞杀羿而代之。“(寒)浞又恃其馋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其子浇攻灭斟灌,封浇于过;又封其子豷于戈。后来,太康之子少康借有鬲氏之助,攻灭寒浞,夏得复国。这段记载大体上反映了夏代中期夏与东夷势力相互消长的复杂关系。据著名《左传》专家晋代杜预注释,“寒”在今潍坊寒亭,“过”在今莱州过西,“斟”在今寿光,“戈”在今河南东部,“鬲”在今鲁西北平原县。(16)可知夏与东夷这段历史中夷族主要人物主要居住在今淄潍地区和莱州、平度一带。可以设想,如果对这一地区的岳石文化遗址进一步地开展有计划的发掘,则很有可能找到当时夷族聚居的村落以至城郭,那就必将把东夷文化和夷夏关系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史学界和考古学界认为,继岳石文化之后的“海岱地区的历史是商夷斗争、商朝政治势力以压倒优势步步东进的历史,是东夷文化与代表中国古代文明的商文明急速融化的历史”。(17)“到商代晚期,华夏系统的商文化已侵入到东夷文化的腹地”。青州苏埠屯商代大墓的出土可为明证,但是“胶东半岛的文化面貌基本还是东夷的,很少见到商文化的因素”。“在商代,整个胶东都还是东夷天下”(18)。所以有学者认为在胶东,岳石文化的下限当及于商代的中期。而古史记载半岛的莱夷人和他们所建立的莱国,则是在经历了西周王朝,直到春秋中期,才最后被齐国所并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莱夷与齐国的融合过程中和融合以后,齐国的国力迅速增强起来,即齐国的经济繁荣、军事强盛、文化发达,都是与半岛上的最后的东夷文化的融入密不可分的。所以对于半岛地区的岳石文化的深入研究,将会进一步地揭示夏、商以至周代,半岛地区的历史面貌,并进而具体地弄清半岛先民们对于中华古代文明所做出的贡献。

四、岳石文化与平度

与所有的考古“文化”的发现一样,岳石文化之最先在平度东岳石村出土,虽有偶然性,更有其必然性。一种“文化”最早发现的遗址,一般都在该“文化”分布范围的中部地带,而不在其边缘区,现已发现的岳石文化分布区域,也证实了这一点。

东岳石村今属平度市大泽山镇。四十年前未修淄阳水库时,岳石河(古称药石河,今称淄阳河)从村南流过。岳石河源出胶东名山大泽山主峰之阳,汇千峰万壑之水,出大泽山西麓,流经东西长20余里、南北宽三二里不等的平缓河谷地带后,进入平(度)西平原,西入胶莱河。东岳石村恰好座落在丘陵与平原的接合部位。

岳石河流经的大泽山西麓以下的山谷地带,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河北岸山丘连绵,构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形成了一个较其四围地带气候温和雨量适度的小流域气候区域。沿河两岸的冲积土壤,十分肥沃。河流上源及两岸低山,林深草茂,保证了河水常年充盈。现存清初著名诗人赵执信《药石水》诗有句:“葳蕤生幽谷,馥郁滋长川。微风引香远,皎日临波寒”。在这位恃才傲物的名士眼中,这里乃是山川秀异大自然锺灵毓秀的所在。

这种特殊美好的自然条件,不仅使得今天的大泽山区淄阳河畔成了举世闻名的葡萄之乡,而且根据岳石文化的发现,可以断定,早在远古时代,这一段河流沿岸的生态环境就格外优越,气候宜人,河水充足,土质肥美,林丰草茂,鸟兽众多,水族滋繁,正是先民们发展渔猎和农耕的最理想的场所。于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长河里,这种地点也就必定很早就成为先民们选址定居建造聚落的地方,东岳石遗址便很有可能就是距今4000---3500年前平度先民的一个聚落。随着近年来平度西前庄等岳石文化遗址的陆续发现,更证明今天的平度淄阳河流域必定是当年莱夷先民们的一个主要的生息地域。

前已述及,现存古籍中有关夷夏关系的一些重要夷族首领活动的地点寒、过、斟等地,都在距岳石遗址一二百里之内。由此可以推断,在这一地区尤其是今平度西北境一带,很可能存在着非常丰富的岳石文化地下埋藏物。据此,我们也就有充分理由,吁请考古学界今后更加重视对平度境内的考古发掘和研究。

由于东岳石遗址出土的时代背景(1959年冬大跃进时)及其偶然性(修水库时发现而非考古工作者的寻觅所得),当年出土的许多陶器被毁坏,后来遗址的大部被淹入水库;只是遗址最上层的几处战国墓葬中的一些铜器当时曾被收存,也因未得到考古文物部门的及时鉴定和保护,以致后来流失无考。虽然1960年经由中科院考古所山东队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所获仍颇丰富而且极其珍贵,且经研究,认识了它的价值,但其遗址未得完整的保存,在以后的十年浩劫时期,更不可能得到完善的保护。与山东境内的其它著名文化遗址,如三十年代出土的“龙山”,五十年代出土的“大汶口”以及七十年代出土的胶州三里河大汶口文化遗址等相比,东岳石遗址的遭遇是很不幸的。如今,中国考古发现的许多“文化”的第一个遗址,如仰韶、大汶口、龙山、良渚、河姆渡、三星堆、二里头、二里冈、小屯等等,大都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而东岳石遗址现仅为省级,也显然是低了。

所幸自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省、市、县各级政府对岳石遗址的保护,考古学界对岳石文化的研究都日益重视起来。1993年,由社科院山东考古队、青岛市文物局和平度博物馆联合进行了东岳石遗址的第二次科学发掘,出土文物相当可观(发掘报告尚未发表)。近几年来,在青岛地区,平度、即墨、城阳、胶南、莱西等地又陆续发现了十几处岳石文化遗址。凡此,都预示着对岳石文化的研究与认识,即将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而做为保存古代东夷文化时间最久包括今平度在内的胶东半岛地区的先民们对于中国古代文明所作的贡献,则将清晰地显现其历史的本相,从而得到公正合理的评价。(写于199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