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情与敬意——读钱穆先生《国史大纲》

这是钱穆先生在本书的引论前“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中特别强调的。看惯了不疼不痒的内容简介或是满口谀词的序跋,钱穆先生的这篇引论很是令人耳目一新--请恕小子唠叨,把这信念逐条列将出来(有删节。落笔前下定决心控制在1000字以内,别人的东西占这么多篇幅,心疼):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的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删去了前三条小字的作者自注,仅留下最后一条做靶子。内容且不论,这环环相扣的风格颇有些做证明题的架势,符合我等民科的胃口,忍不住要添一个Q.E.D.

闲话少说,书归正传。钱穆先生这“信念”一方面是学者的自负,另一方面似乎也有些负气的意味在里面。彼时中国内忧外困,五四以来疑古、西化的风潮日甚一日,这也是中国人对中华文明自信力最低的时候。这篇引论(原文两万余字)先于原书发表,在学界自然也引起了轩然大波。对此,钱穆先生的回应是:“…说到毁誉不如取王荆公《与杜醇书》一读。”(“夫谤与誉,非君子所恤也,适于义而已矣。不适于义而唯谤之恤,是薄世终无君子也,唯先生图之。”)。

对本书作全面的评价,既非小子学力所逮,也非关本文主旨。因此,选个讨巧的方式,罗列些自认为书中有趣的雪泥鸿爪,其余的留待读者自己验证。

1.三代起源于不同的部落,与后世的朝代更替有所不同,文化上也不是一脉相承;大抵夏位于中原,殷起于东方,周居于西方。

2.春秋之时华夷杂居,旧说北狄、西戎、东夷、南蛮居四方,诸夏据中原,殊不可信。所谓华夷之辨乃耕稼城郭与游牧部落之分别。

3.封建兴起于周,瓦解于战国、秦,秦为中国政治制度初创、学术思想倾向奠定之期。汉室为中国平民政府之初创。

4.老子晚于孔子,谓孔子求教于老子乃好事者臆造;老子尚反智,为战国时之反动思想。(钱穆先生成名于《先秦诸子系年》,此说当非虚妄)

5.中央政府的演变是由皇帝之私臣而国家之“公臣”的过程。三公权重,皇帝又遣私臣加以制衡;所谓侍中、尚书者,皇帝之近臣耳。(孝武最谙此术。皇权与相权之争,可参看《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6.自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

7.唐室以胡人带兵,遂有安史之乱。肃、代之后,政府仰仗东南财赋,中国之经济中心转为长江以南。

8.宋代中央集权,地方无事;冗兵冗吏使中央积贫积弱。王荆公与司马温公之争,背后有南方读书人与洛、蜀、朔君子的差异。

9.创行省制乃元人分区宰割之私意。洪武废相使中国传统政治更趋恶化。

10.元、清为部族政权;清之中央集权甚于历朝。

另:本书是繁体竖排,小注、参考资料都以小字混排入正文中间。以在下的阅读体验而言,这的确比最后列一堆参考文献舒服些,而且渐渐喜欢上了这种方式--也算是对传统治学方法的一点“温情与敬意”吧。

原文地址:http://www.douban.com/review/1000598/

 

国史大纲

  • 作者: 钱穆
  • 副标题: 修订本全两册
  • isbn: 7100017661
  • 书名: 国史大纲
  • 页数: 914
  • 定价: 45.00
  •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 装帧: 平装
  • 出版年: 1996-06
  • 又名: 国史大纲

学习《论语》的三驾马车

研读《论语》
研读《论语》

《论语》的重要性我想大家都很清楚的。以前在本科时自己读书不刻苦,乱读一气,很多本该好好研读的基本书都没有好好的看。这个功夫最终还是落到在研究生阶段给补上。我的教训后来者要引以为戒啊!

本着一种想好好研读《论语》的态度,我还是准备并且已经下了不少功夫在《论语》上。我选择了三本书作为研读《论语》的工具:

  •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
  • 钱穆《论语新解》
  • 南怀瑾《论语别裁》

以上就是我研读论语的三驾马车。这三本书年代有远到近,语言和内容也是越来越丰富。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可谓是元明清时期读书人必读之经典,历史上影响深远。注解本身都很有欣赏的价值。钱穆的《论语新解》融各家注解的精华加上自己的观点,语言相对比较易懂。南怀瑾的《论语别裁》就特别浅显易懂,而且从论语出发兼讲中国之传统文化,内容比较丰富。

这三本书的内容有相互补充性,我想在读论语的时候将这三本书对比着读,能让我们更好的理解论语。

 

鲁文化在中国上古区域文化中的地位

江苏无锡人钱穆,国学大师,以擅长考证见称于世。不过他的高足余英时说,他不是为考证而考证,而是为一个更高的目的服务: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而在地域上,他则从山东去寻觅:“若把代表中国正统文化的,譬之于西方的希腊般,则在中国首先要推山东人。”(《论中国历史精神》第104页,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在山东,则首先要推鲁人。洙泗流域的这一方人,历史上是中国正统文化的代言人。曲阜师范大学研究员杨朝明先生,在鲁文化的阳光雨露沐浴下,历经数载,完成了皇皇巨著《鲁文化史》。

在中国上古时期,由于山川阻隔,交通极为不便。西周以来,以各个重要的诸侯封国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在众多的区域文化中,鲁国的文化居于一种领先的、中心的地位。

第一,鲁国受封之地早已经是中国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山东被称为“齐鲁之邦”,先秦时期,鲁国和齐国分处于泰山南、北,在泰山以南(今鲁南)地区,已发现了众多的原始文化遗迹。“沂源人”与“北京人”时代相 当,他们可能是这里古人类的祖先。以之为中心,仅其附近便发现了猿人化石和近百个旧石器和新石器地点,说明这里是几十万年以来古人类活动的重要中心之一。 更为重要的是,进入新石器时代以来,这里更有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一脉相连,在鲁南地区形成了中国史前文化的完整序列。《帝王世纪》云:“炎帝 自陈营都于鲁曲阜。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后徙曲阜。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颛顼始都穷桑,都商丘。”张守节《史记正义》曰:“穷桑在鲁北,或云穷 桑即曲阜也。又为大庭氏之故国,又是商奄之地。”远古时代许多氏族首领都与曲阜有关,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

周初,伯禽为首的周人来到曲阜一带后,这里又成为东西文化的交汇之地。殷商兴起于东方,曲阜一带曾为商人旧都,即使在迁殷之后,他们仍然与这里联系密切。 直到周初,这里依然是殷商势力极重的地区。周族自西方发展起来,他们在取代殷商之后,要想很好地统治天下,就不能不把东方作为统治的重点,因此,可以说鲁 国受封之地是他们首先要考虑的战略要地。这里距王都较远,东南沿海地区的淮夷以及徐戎等也没有立即臣服于周。武庚叛乱时,”殷东国五侯”群起叛乱,奄国及 其附近各部都是周公东征的主要对象,史籍中所谓“攻商盖”、“攻九夷”(《韩非子·说林上》)、“灭国者五十”(《孟子·滕文公下》)都是在这些地区。甚 至伯禽被封于曲阜后,“淮夷、徐戎及商奄又叛”(《艺文类聚》卷十二引《帝王世纪》)。欲很好地镇抚东方,把这里作为周室堡垒是非常合适的。

伯禽受封时,周室为鲁国制定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的治国方针,并分给鲁国“殷民六族”,使之“职事于鲁”(《左传》定公四年)。这样,伯禽一支所带来的周文化与殷遗民及当地土著固有的文化相互交汇、影响,共同形成鲁国的文化。

第二,鲁文化的特殊地位与鲁国在当时诸侯国中的特殊地位是统一的。

鲁国虽是周王朝分封的一个邦国,但它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邦国。鲁自周初始封,历西周、春秋、战国,到公元前249年为楚国所灭,历时七、八百年,在当时的政治、文化舞台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鲁国的始封之君是周公的长子,而周公无论在帮助武王争夺天下,还是在成王年幼时平定天下以及辅助成王,都有卓著的功勋,他在周初政治中的地位十分显赫。因 此,鲁国初封时不仅受赐丰厚,而且相对于他国来说还得到了不少特权。鲁国可以“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礼记·明堂位》也说:“凡四代之器、服、官, 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从文献记载以及考古材料综合考察,这种记载应该是可信的。如周王室的职官“宗伯”、“太宰”、“大司徒” 等,鲁即有之。如替国君掌管祭祀的“宗伯”,其他国家只称“宗”或“宗人”,有“宗伯”之称的只有周王室和鲁国。又,“鲁得立四代之学”(《礼记·明堂 位》孔颖达疏),鲁还有四代之乐。恐怕这都是鲁国特有的现象。

鲁国受封的同时或者稍后,周王室在东方又分封了一些小国,这些小国有的即为鲁的附庸,有的则以鲁国为“宗国”。时至春秋王室衰微,礼坏乐崩之际,许多小国 依然纷纷朝鲁,并且到鲁国学礼、观礼。在东方夷人势力较重的地区,鲁国始终不忘“尊尊而亲亲”的原则,使鲁国的政权一直掌握在“伯禽”之后的周人手中,鲁 国较完整地保存着周礼,周代的礼宾传统深深地影响了鲁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如在政治方面,《礼记·明堂位》说:鲁国“君臣未尝相弑也,礼乐、刑法、政俗未尝 相变也。天下以为有道之国,是故,天下资礼乐焉。”在诸侯国中,鲁国的政治是相对较为稳定的,因此鲁国也就成为各国学习的榜样。《左传》襄公十年说:“诸 侯宋、鲁,于是观礼。”宋国保留的自是殷礼,鲁国保存的则是典型的周礼,即所谓“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这样,鲁国为宗周在东方代表的形象 更加突出,因为时人视礼为国家的根本,周礼似乎就是周王朝的象征。

春秋时期,“政由方伯”,但在各诸侯国会盟等的班次上,鲁国却位居前列。一般说来,“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左传》隐公十一年),鲁既为姬姓,又 为周公之裔,故在诸侯位次序列中有“班长”(国语·鲁语上)之称,被列为首席。如春秋初年,齐遭北戎侵犯,齐向各国求助。在战后答谢诸侯时,齐国馈送粮饩 给各国大夫时,齐请鲁国案班次代为分派;晋文公主持“践土之盟”时,在各会盟国进行的歃血仪式次序上,除主盟的晋国外,鲁也被排在各国的最前面。既然周室 对鲁国寄予厚望,把鲁国分封在商奄旧地,那么,在推行周代礼乐制度时,有“望国”地位的鲁国也就不能不以表率自居了。

鲁国为东方的宗周模式,担负着传播宗周礼乐文明的使命,如在周王朝治国政策的贯彻上,鲁国即堪为典范。周公治国,他的保民思想、明德慎罚、勤政任贤等都似 乎在鲁国当政者身上有明显体现。当然,说鲁国为“宗周模式”,决不是说鲁国完全排除它的文化因素,使鲁国全盘周化,而是在政治统治上鲁国为周王朝的东方代 理人,而且在鲁国上层贵族中完整地保存着周代礼制。事实上,鲁国要彻底推行周文化而以之取代当地的固有文化,既无必要,也没可能,因为周灭商后对殷商旧地 采取的就是“怀柔”的政策,更何况鲁地殷遗势力极重,而且文化的推广也不是任何外来强力所能成功的。

第三,从与其他区域文化的比较中也能看出鲁文化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在区域文化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将鲁文化与齐文化相互比较,这是很有道理的。齐、鲁两国地域相邻,在文化方面具有很多的可比之处。就先秦时期两国的文化而 言,它们有同有异。从实质上说,崇周礼、重教化、尚德义、重节操等等都是两地人民共有的风尚。两国文化上的不同之处更多,齐人的务实开放,鲁人的重视礼 乐,使齐、鲁两国在文化上各具特色,并且位居当时华夏文化的领先或者中心地位。但齐、鲁两国的文化孰优孰劣,不少论者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大谈鲁文化的所谓 “保守”、“落后”和“缺乏进取”。而实际上,分析文化的优劣应当具有历史的眼光,而不应该离开当时的具体时代。

从文化的传承关系上看,周文化与鲁文化乃一脉相承,或者说鲁文化就是周文化的代表。周人灭商以来,周文化在总结和吸纳前代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又有了显著进 步。《礼记·表记》上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有学者称夏、商时期的文化分别为“尊命文化”和“尊神文化”。从根本上说, 周文化就是礼乐文化,而礼乐的实质则是秩序,礼乐文化是一种人文文化。周文化与夏、商文化的不同,最为重要的即在于其人文理念的上升。自周公制礼作乐开 始,周文化的重礼风格便已初步形成,而周人又有重视农业的传统与之相适应,这样,便奠定了中国几千年传统宗法农业社会的文化基础。

鲁国的文化风格与周文化是一致的。建国伊始,鲁国的始封之君伯禽就在鲁地变俗革礼,进行大的动作,推行一种新文化。应当指出,鲁国的这种变革历时三年,显 然是循序渐进,而非急风暴雨一般。因此,它与强行毁灭一种文化而推行另一种文化是有区别的。其实,周代礼乐广采博纳,其中也有殷文化的不少因素,因为周礼 即是从殷礼“损益”而来。应当承认,在与周边当时各族的文化相比,周文化是一种最为先进的文化。鲁国下了大的气力推行周文化,是为了适应周王朝的政治统 治。从一开始,鲁人便显示了文化上的进取精神。

文化的优劣在文化的交流中最容易看得清楚。一般说来,落后的文化要不断地学习先进的文化,来丰富和完善自身。就齐、鲁两国而言,齐国就常常向鲁国学习。

众所周知,管仲的改革对于齐国成为泱泱大国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但是,正如有的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管仲改革乃有吸收鲁文化之长、补齐文化之短的深意。管仲 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定四民之居,推行士、农、工、商四业并举的政策,把发展农业放在经济基础的地位,置于工、商业之前,这明显吸收了鲁国以农业立国的 思想,以补齐国偏重工商、渔盐、女工之业,忽视农业而造成社会不稳之弊端;管仲还针对齐国传统礼义道德观念淡薄,习俗落后,以致于君臣上下无礼、男女关系 混乱,从而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的情况,十分注意从鲁国吸收周礼文化,强调礼义道德的建设。

管仲如此,齐国的其他君臣何尝不是如此。齐国虽然有人对孔子所讲的繁文缛礼不感兴趣,但他们毕竟不能不对鲁国“尊卑有等,贵贱有序”礼治秩序表示重视。例 如,齐国的另一位名相晏婴就曾经与齐景公一起到鲁国“俱问鲁礼”(《史记·齐太公世家》);孔子到齐国时,齐景公也不失时机地问政于孔子。又如,鲁国发生 庆父之乱时,齐欲伐鲁,但有人看到鲁国“犹秉周礼”,认为“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左传》闵公二年)。有一次,齐人伐鲁,见一妇人带着两个孩子,开始 时抱小而挈大,大军将要到跟前时,反而抱大而挈小。当问及时,妇人说:“大者,妾夫兄之子;小者,妾之子。夫兄子,公义也;妾之子,私爱也。宁济公而废私 耶。”齐国从而罢军,他们认为:“鲁未可攻也,匹夫之义尚如此,何况朝廷之臣乎?”(《说苑疏证·佚文考》)

齐人看重周礼,向鲁国借鉴、学习,显示了其积极进取、灵活开放的一面,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然而,这也证明齐文化中存在不少有待改进之处。如在君臣 关系方面,齐国出现了不少相弑相残的现象,而鲁国的情况要好得多。鲁国的大夫臧文仲曾教别人“事君之礼”说:“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 见无礼于其君者,逐之,如鹰之逐雀也。”(《左传》文公八年)这种典型的尊君之论,便基于鲁国深沉的礼乐传统,这对于鲁国君臣关系的和睦,对于鲁国社会的 安定都有积极的作用。而且动态地就君主制度的发展来看,鲁国的这种礼治秩序也有其进步的一面。再如婚嫁习俗方面,“同姓不婚”是鲁国最为基本的婚姻习俗, 不论男婚还是女嫁,均不找同姓。鲁国还特别注重男、女之别和夫、妻之别,这与齐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婚姻制度史的研究早已表明,“同姓不婚”之制相对于氏 族族内婚姻是极大 的进步。正因如此,鲁国的婚姻制度才为当时各国所普遍认可,例如,《史记·商君列传》记商鞅说:“如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 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在当时的情况下,严格的婚姻制度以及男女界限是清除旧的习俗的最好办法,在这方面,鲁人的做法是具有表率作用的。

齐、鲁两国的文化交流从各自的文化特色形成之日起便开始了,但两国文化上的优劣之争似乎也未间断,直到战国时的孟子也还如此。《孟子·公孙丑上》记公孙丑 问孟子说:“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婴之功,可复许乎?”孟子回答说:“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婴而已矣。”孟子的话就似乎表现了鲁人对齐人的轻蔑。其实, 由于齐文化的起点较低,齐人在以后的国家建设与发展中努力进取,使齐文化表现出了开阔、灵活、积极的特质。所以清代学者俞樾在谈到齐人对于后来儒学发展所 起的作用时说到:“齐实未可轻也”(《湖楼笔谈》卷二)。通过近10年来的深入研究,人们加深了对齐文化的认识,从而已经改变了长期以来对齐文化的不恰当 评价。

最后,还有必要谈一谈“鲁文化”与所谓“邹鲁文化”的概念问题。

我们前面引到孟子的话,认为他的观点代表了鲁人看法,但并不是说孟子也是鲁人。关于孟子的里籍,《史记》称其为邹人。邹地战国时是否属鲁,历来存有争议。 但不论如何,孟子和鲁国的联系却不同寻常:首先,孟子居地近鲁。他本人曾说自己“近圣人(孔子)之居若此之甚也”(《孟子·尽心下》);孟子又为鲁国孟孙 氏之裔;孟子在齐,丧母而归葬于鲁,说明孟子上代迁鲁不久;孟子还极为崇拜孔子,并“受业子思之门人”,其思想与鲁文化传统的关系不可分割。因此,认为孟 子的观点代表了鲁人的看法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孟子为邹人,以孟子和儒家在当时的巨大影响,人们自然不能忽略作为一个具体国家的邹国。邹国就是邾国,在春秋时,“邾”有两种读音,《公羊传》读为邾娄, 《左传》读为邾,对此,王献堂先生解释说:“古人音读有急声,有漫声,急声为一,漫声为二,而其漫声之二音,亦可分读。……漫声连举为邾娄,急声 单举为邹,漫声分举,则为邾为娄。”(《邾分三国考》)王献堂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这就是说,战国时代邾国被称为邹,只是称呼了邾娄的合音。

邾国立国较早,周朝灭商后,又封曹侠于邾,邾国遂成为周王朝的一个诸侯国。邾国的北部边境与鲁国国都曲阜相距很近,邾君曾言“鲁击柝闻于邾”(《左传》哀 公七年),春秋后期,“邾庶以其漆、闾丘奔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邾国的北部边境逐渐南移。这样,孟子居地与鲁国的联系更加密切。

邾为曹姓国家,从意识形态方面的文化看,邾国受周礼的影响很少。如邾人用人殉葬,用人祭社,这都不符合周礼的要求。鲁人就称邾人为“夷”,邾、鲁两国文化 差异较大。只是到了战国时代,由于鲁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如孔子的孙子子思曾到邹地讲学,特别是孟子迁居到邹,使邹地名声日隆,这里也有了浓重的儒家文化氛 围。在这一点上,人们才将邹地与鲁国相提并论,而且,由于孟子的原因,自战国时起,人们将两地合称时,还把“邹”放在“鲁”的前面,而称为“邹鲁”。因 此,将鲁文化作为周代的区域文化进行研究,而不是专门探讨作为一个学术派别的儒家文化时,还是以“鲁文化”(而不是“邹鲁文化”)作为一个研究单元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