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家祭礼》

朱熹-编集

朱熹把在写《祭仪》过程中收集到的《通典》、《会要》以及唐宋诸家的祭礼编为《古今家祭礼》一书,在淳熙元年序定印行,书中一共收编了十六家。后来他又从尤袤那里得到三家,在淳熙八年重新补订,由郑伯熊刊行。

在《跋古今家祭礼》中他认为:“古今异便,风俗不同,虽有崇儒重道之君,知经好学之士,亦不得尽由古礼以复于三代之盛。”因此,他对礼主张“因时述作,随事讨论”,明确宣布了他同拘拘俗儒《礼》学大异其趣的基本礼学思想。

【转载】苏轼知密州、登州 (下)

苏轼
苏轼

苏轼知密州、登州及往返途中,既怀想亡妻,又思念胞弟;既广交新朋,又不忘老友,其思亲、交友之所作所为,感人肺腑,令人赞叹不已。

(1)悼妻

正当苏轼步入人生的盛年,又开始走向仕途之时,他的元配夫人王弗过世了。这令他十分悲痛。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知密州,次年正月二十日,他因梦而写下了悼念亡妻的“心思之曲”——《江城子·十年生死》这首中国词史上第一首悼亡词(诗以悼亡,始自西晋的潘岳;而词以悼亡,则始自苏轼)。苏轼留下来的这首悼念爱妻王弗的词作,将悼亡引进词中,开拓了词的题材,具有深刻而丰富的悲剧内涵和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他在这首词作中,把亡妻作为生者来怀想,让早已亡故的妻子依然活在词人的心间,是此词最主要的艺术感染力;亡妻绝不能复生,相聚绝不可能,满怀凄凉而无法诉说,又是此词最大的悲剧性。 继续阅读“【转载】苏轼知密州、登州 (下)”

泰山学派与宋代儒学的复兴

北宋景祐二年(1035年),石介在京东路奉符(今山东泰安市)创建泰山书院,并敦清孙复主持书院教学。书院主持和受业门人及支持赞助者组成的学术团体,被称为泰山学派。泰山学派作为一个学术团体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宋代儒学复兴中占据重要地位。

泰山学派推动了疑经学风的形成。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及其经典被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们对经典不敢有什么怀疑, 甚至对经师们所作的注疏也不敢怀疑。如此一来,充满理性精神的儒家学说在汉唐儒者手中便成了僵死的条文。到宋代,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而在这一变化中, 泰山学派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研究儒家经典时,往往抛开前人成说,自寻义理,以自己的思想去理解领会儒家经典,表现出独立的见解。泰山三先生之首孙复以 治《春秋》名世,著《春秋尊王发微》。欧阳修在《孙明复先生墓志铭》中说:“先生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其言简易,得于经之本义为多。” 晁公武评价孙复在《春秋尊王发微》时说:“不取传注”,“其言简而义详”。陈振孙也称赞其“不惑传注,不为曲说,真切简易”。泰山学派的核心人物石介对经 学也很有研究。他认为自韩愈死后数百年,异端肆行,邪说蔓延,各家注疏已严重背离先儒经典,不足为解经的凭据。泰山学派对汉唐注疏的认识,推动了宋代疑经 改经学风的形成,逐渐使汉唐注疏之学转向义理之学。

泰山学派推崇孟子。孟子在宋以前的地位并不高,《孟子》一书并未入经,只能归入“子部”,直到南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才把《孟子》正式列入“经 部”。唐以前,孟子在人们心目中只是一般的儒者,并不能与孔子并提,人们所称的“孔孟之道”是后来的事。在孟子地位的提升过程中,泰山学派发挥了巨大的作 用。孙复在《春秋尊王发微》中,把孟子看作是“道统”链条中继孔子之后的首要环节。他说:“孔子既没,千古之下,攘邪怪之说,夷奇险之行,夹辅我圣人之道 者多矣。而孟子为之首,故其功钜。”(《孙明复小集》)孙复的弟子石介,把孟子抬得更高。石介倡导“道统”,把孟子看作是自孔子之后“道”的承继者。他认 为,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子之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孔子之后,“道”的发展出现断裂,至盂子,始又发扬光大。石介在当时政界及学术界都颇具影 响,以其为核心的泰山学派的尊孟言行直接影响到当时的学术取向。在泰山学派的努力推动下,孟子的思想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孟子的地位也随之越来越高。宋 神宗元丰年间,学统四起,学派纷出,洛学、关学、新学各派都尊崇孟子,《孟子》一书也由“子”入“经”。至南宋时,著名理学家朱熹将《论语》、《孟子》与 《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合编为《四书》,作《四书章句集注》。自此,孟子与孔子得以相提并论,人们遂把孟子的学说与孔子的思想合称为“孔孟之道 ”。

泰山学派以卫道士身份极力排斥佛、道,捍卫儒学的正统地位。佛教传入中国之际,正值两汉经学呈各守门户、固步自封、因循守旧之态,因此没有力量抵抗佛 教的冲击。汉魏以后,佛道势力的膨胀,严重冲击了儒学的地位,也冲击了封建的纲常秩序,以儒家正统思想自居的泰山学派,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他们的排佛、老 斗争。孙复针对佛、老盛行的社会现实,极力倡导“道统”,意在复兴儒学。他在泰山讲学时的居所曰“信道堂”,表示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捍卫孔子之道。面对 佛、老对儒学的冲击,他奋起而作《儒辱》,号召人们对佛道鸣鼓而攻之,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石介在排佛、老方面更为激进,写有《怪说》、《中国论》、 《辨惑》、《读原道》、《尊韩》等文章,抨击佛、道,捍卫儒学。石介排佛、道有两面旗帜,一是先王之道,即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子之道,具体说 就是儒家的伦理道德;二是夷夏之辨,石介把佛、道称为“夷教”、“胡教”,提出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教其教、各礼其礼的解决办法,认为只有这样,才 能维护圣人之道,实现“中国一教”。以孙复、石介为首的泰山学派对佛、老的排斥,捍卫了儒学的正统地位。

泰山学派与理学的形成也很有关系。理学是宋学的主流,其形成是儒学复兴的标志。人们在追溯理学思想渊源时,无不肯定胡瑗、孙复、石介“泰山三先生”的 开山作用。黄震说:“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始,晦庵有‘ 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语。”(《宋元学案·泰山学案》)强调“三先生”在理学中的开创之功,实际上是肯定了泰山学派在理学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宋兴80 年,有志于复兴儒学的知识分子,鉴于晚唐五代以来佛老之学凌驾于儒学之上的社会状况,为重建文化秩序和社会秩序奔走呼号。他们一反汉唐注疏之学的死板和僵 化,力倡恢复先秦儒家的干政职能,讲学授徒,对改变视教育为利禄之途的教育体制发挥了重大作用。孙复、石介等人创建的泰山书院,在这方面尤为突出。全祖望 说:“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安定沉潜,泰山高明;安定笃实,泰山刚健;各得其性禀之所近。要其力肩斯道之传,则一 也。”(《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胡瑗、孙复、石介等崛起于泰山,他们努力探索弘扬光大儒学的途径,认为要理解经旨,必须从探求义理入手,不拘前人之学, 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强调探求儒家经典的宏旨大义,即人们常说的“理”或“理达”。泰山学派躬身力行的实践和探索,实际上是开“义理之学”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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