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丧失了慢的能力?

时间为什么不能慢下来 时间为什么不能慢下来[/caption] 最爱“快进”,狂点“刷新”。评论,要抢“沙 发”。寄信,最好是特快专递。拍照,最好是立等可取。坐车,最好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磁悬浮。坐飞机,最好是直航。做事,最好是名利双收。创业,最好是一夜暴富。结婚,最好有现房现车。排队,最好能插队。若不能,就会琢磨:为什么别人排的队总比我的快呢? 可以快,就决不能慢。有了比较,加上重复、单调、复杂、呆板、逼仄、拖延、消耗、超出理解范围、失控和不公平等经常性的情境,中国人急不可耐,又因欲求未满而耐心等待,焦躁不安又心安理得。 急的心态带来了什么?欲速则不达。“大多数人在追求快乐时急得上气不接下气,以至于和快乐擦肩而过。”(克尔凯郭尔语)我们迎来了更多的灾难和意外,更低的效率和更坏的结果。 我们喜欢插队。我们当一米黄线不存在。我们抢出租车。我们在交通灯变黄的时候加速冲过去。我们为了节省五分钟去翻越马路中间的栏杆。我们由亲戚带着走VIP通道进去,因为排队要半小时。我们在机场大闹值班柜台。我们在电话里对着客服人员吼:“马上给我搞定!马上!”我们急急忙忙旅游,急急忙忙拍照,急急忙忙离去。我们走后门。我们送钱。 可是,我们同时又是世界上最耐心的人。我们以前排队炒股,头天晚上就排队买认购证。现在我们排队买房,提前三天就全家轮班开始排。我们喜欢买促销减价货,排一上午队也在所不惜。人越多的餐厅,我们越喜欢,我们宁肯坐在门口塑料凳子上吃两个小时的瓜子。我们就是感冒也要去挂专家号,提前一个月就开始排。现在,我们还喜欢排9个小时的队去世博会看立体电影。 “对中国人来说,盎格鲁—撒克逊人经常性的急躁不仅是不可理解的,而且完全是非理智的。很显然,中国人不喜欢我们的人格中所具有的这一品性,正如我们也不喜欢他们缺乏诚实一样。无论如何,要让一个中国人感到行动迅速敏捷的重要性,那是很困难的。” 史密斯把他观察到的中国人的缓慢行为归结为:“中国人的历史是属于大洪水之前的。它可追溯到太初时代,尔后则是混浊、舒缓、漫长的大河,其间不仅有挺拔的大树,也有枯朽的草木。除了较缺乏时间观念的民族之外,没有人会去编写或阅读这样的历史。” 史密斯说的当然有道理,实际上很多中国人也觉察到自己身上的这些缺陷。此书近年的再版序言中,厦门大学教授周宁写道,辜鸿铭论述“中国人的精神”其实是把史密斯的书作为潜在的对话者,林语堂著《吾国吾民》也是在煞费苦心地回应此书,而鲁迅则一直遗憾没有人翻译这本书,用以“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几十年后,史密斯所说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经常性的急躁”就变成了中国人的“经常性急躁”。自“五四”运动起,启蒙者们对泥泞的现状恨之越深,对改变现状的速度也就期之越烈。要在短时间内走完西方上百年的历程,难免显得冒进急躁,方法也往往激烈、粗暴。 又是一个外国人发现了中国人的急躁。杜威曾说:“这场运动的感情成分多于思想成分。它还伴随有夸张、混乱以及智慧与荒谬的杂合。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使这场运动在开始阶段具有急功近利的特征。”当然,近年来我们重新发现胡适,似乎为杜威的观察提供了一些例证,我们似乎又在“返工”。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十年间,中国人的时间观再次提速。大跃进和大干快上,成为时代的关键词。众所周知,欲速则不达,不但没有快起来,反而导致了全面停滞。 时钟的指针来到改革开放后,“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变成了全民族的心声。到了当下,环境更加复杂,现代、后现代的语境交织,工业化、电子化、网络化的社会成形,资源紧缺引发争夺,分配不平衡带来倾轧,速度带来烦躁,便利加重烦躁,时代的心态就是再也不愿意等。 排在第一位的是航空旅行,作者对航空延误和堵塞的愤怒之情溢于言表:“去年(2007年)有超过1/4航班停在停机坪上,在夏季高峰时期,这个数字几乎达到30%。如果你在网上订票的话,你也许可以选择准点的航班。可是,现在还有谁不是在网上订 票的吗?” 我们发明东西,显然是为了更方便,是为了解决烦躁。比如,你再也不用抄写文件500份了,因为我们有了复印机。但是,高科技复印机的操作已经复杂到了办公室里没几个人能搞得懂的程度了。于是我们专门指定一个人来学习这门技术,可是他不在的时候,其他的人就完全抓狂了。甚至这个专门人才也抓狂了,他疯狂地打了一通电话把复印机公司的人痛骂一通,最后另外一些专门人才上门来帮我们把墨盒换掉,把挤成折扇一样的纸拉出来。 发明排号机的人,一定没有中午去银行里拿过号。当你满怀希望地按下按钮,吐出来的纸条却冷冰冰告诉你,前面还有32个人,而这32个人把所有的坐椅都坐满了,同样冷冰冰地望着你这个白痴。 发明电话等待音乐的人,一定是失聪的。他担心人们听10分钟的嘟嘟声会疯掉,就好心地让人们听10分钟的洒水车音乐。实际上,没人会听10分钟的嘟嘟声,大家都会挂掉,而耐心听完10分钟的洒水车居然还没有人接听,接着洒水车又从头开始了,这时候才真的要疯了。 发明服务性微笑和公关式语言的人,一定是面瘫和口吃。他肯定觉得服务人员的微笑和滴水不漏的回答会有助于缓解客户的情绪,但事实却是,当你迫切需要解决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希望看到的是客 服人员和你一样着急,而不是对你慢条斯理地露出八颗牙齿:“我们正在跟进。” 以前我们用电话线拨号上网,56K的网速,很慢,可是并没有人觉得烦躁,因为条件如此、大家如此。论坛上发帖,有的标题就是“大图杀猫”、“小猫慎入”,提醒网友注意网速,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如今,带宽以M来衡量,数十M已不稀奇,但网页打开稍有迟疑,我们第一反应就是点刷新键,有时候恨不得砸电脑。 你可以不在银行里排在第33位。只要你是VIP,你就可以施施然地直接走到柜台前,把那32个可怜虫抛在脑后。难道就不可以给非VIP的人提供舒适的基本服务吗?可以,我们的基本服务就是在铁椅子上坐两个小时。 你可以不在医院里看病排一上午挂一个号。只要你认识医院里任何一个员工,从院长、主治医生到行政人员,他们就可以直接带你走到专家诊断室里。难道就没有普通人看病的便利吗?有的,就这么几家医院,你看哪儿人少你就去哪儿吧。 你可以不在春运排通宵队买火车票——你可以去订机票。难道就没有底层人民承受得起的回家方式吗?当然有,你可以在火车站广场上买黄牛票,多付一个月薪水而已,你付得起。 人们的烦躁症,来自于社会结构的不稳定。因为你总在担心,如果这个机会不抓住,你就被社会抛离了;如果你现在乖乖排队,那么就一定会有人插你的位。所以我们一定急躁,我们不顾规则——实际上也没有什么规则,抓到手的才是硬通货,排队等待的永远都只是愿景。 原文地址]]>

王明珂:《一个羌族研究者对汶川大地震的关怀》

翼翔:作为一名羌族研究者,王明珂在灾后第一时间,迅速写出了这篇对汶川灾区少数民族地区地理、民情等方面的资料的文章,这对于当地的抗震救灾工作有很好的指导意义。这是一个满怀责任感的学者,这是一个让我们敬佩的知识分子!其实只要我们情系灾区,情系祖国,情系人民,我们就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为灾区的抗战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

一个羌族研究者对汶川大地震的关怀

王明珂

1994至2003之间﹐我几乎每年都要在川西的阿坝州及北川住上一﹑两个月﹐在此进行结合人类学与历史学的羌族田野调查。汶川大地震的灾区﹐汶川﹑北川 ﹑茂县﹑松潘等地﹐都是我过去曾多次造访的地方﹔这儿有我许多的朋友与回忆。因此﹐这两天我四处联系打探灾情﹐忧心如焚。于此之时﹐我只能提供一些自己所知的讯息﹐让人们多知道一些本地的情况﹐希望藉此能有助于救灾。阿坝州的岷江上游是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山区。由成都平原向西上到高原上3600公尺左右的红原草地﹐中间要经过一些高低的 “阶梯” 地段。本地河谷虽然海拔不高﹐但附近的高山却大多陡拔险峻﹐如同高低两个平原间土地突然起了 “皱折”﹔登上高原后﹐反而山势起伏变得和缓。此地山高谷深﹐河谷平原狭小﹐自古以来这是被称为 “羌人” 的族群所住的地方。本地沿岷江有几个山间城镇﹐由北到南便是﹐松潘﹑茂县﹑汶川﹑映秀﹐这些都是过去中原帝国防范 “羌人” 或 “西番” 的军事重镇。此回震央所在的映秀﹐古称 “娘子关”﹐汶川城区的上方还有古长城及烽燧遗迹﹐都显示本地过去的军事边疆性质。在松潘与茂县之间﹐原来有一古城迭溪﹐也是由军营发展而来﹐现在却无此城﹔这是因为1933年曾发生一场7.5级的大地震﹐震下的山石在此堵住岷江﹐将迭溪整个没入堰塞湖(今迭溪海子)中。岷江有许多的支流﹐如杂谷脑河﹑黑水河﹑永和沟﹑水磨沟﹑松坪沟﹑热务河等等。这些较大的溪流又有些小支流﹐夹在险峻的高山之间﹔一般称为 “沟”。羌族的村落――本地汉话称作 “寨子”――便分布在一个个的沟中。进入一条沟﹐经常先要走过一条跨越溪流的吊桥。然后便沿着小溪前行﹐溪两岸或是高耸光秃的山壁﹐或是茂密的山林。一条沟有时可深达数十公里﹔由最外边的 “沟口” 到最里面的 “内沟”﹐经常要走上4﹑5个小时。沟中的传统羌族村寨﹐多不在溪河边的冲积台地上﹐而是在半山或高山顶上。这一方面是因为过去(1950以前)这儿资源竞争激烈﹐抢夺暴力严重﹐人们不敢住在难防御的低处﹔另一方面是怕低地易受溪河涨水之害。

由溪谷上到羌族村寨﹐近者约需半小时﹐有些高处村寨要攀上两小时或更久。半山或高山上的村寨﹐房屋几乎都是紧紧的聚在一起﹐村中有时还有残存的 “碉楼”﹐一种防御用的石塔。村寨附近较缓和的山坡地﹐海拔约2000-3000公尺左右﹐便是羌族种粮食的地方。村寨上方的森林及山顶草原﹐则是他们挖药﹑放牧旄牛的地方。山间可耕地匮乏﹐由松潘到汶川﹑理县这样的村寨小而分散﹐总数至少百余﹔最小的只有3-5户﹐最大的不过200余户。过去(1950以前)﹐各村寨﹑各沟人群间很少往来﹐所以经常近在数里内的村寨间语言都有些隔阂。虽然解放后治安较好﹐有些高山村寨已移至河谷(称河坝村)﹐但由于河谷的耕地还是有限﹐加上本地的山神及地盘神等信仰﹐因此大多数村寨仍座落在其传统领域所在的半山及高山上。近十年来﹐许多高山村寨已把路修到山上﹔这些人工开凿的土路平时路况便很差﹐可能经不起地震摧残。这些都显示﹐在此救灾十分不易﹐容易有被遗落的山间灾户﹔需耗费很大的人力入山搜救﹐并需有熟知本地村寨分布的当地人﹐以及受过山地训练的军警。

羌族的房屋﹐茂县南路至汶川﹑理县﹐大多为石砌﹑木柱的三层房屋。砌石为墙的技术﹐是川西羌﹑藏族的传统手艺﹐用来盖房子﹑建碉楼及挡土墙。有些高达30公尺的碉楼﹐能经历1933年的强震而保存下来﹐可见此种传统的砌石建筑颇耐震﹐石头缝隙可分散震动。希望羌族村寨里的房子能逃过这两天的强震。茂县北路及松潘各沟的房屋木构较多﹐应更能耐震。对半山及高山村寨威胁更大的可能是泥石流。村寨聚落的上方通常有一片森林﹐这是本地信仰中的神树林。神树林中不准砍伐﹐甚至不准捡柴。当前羌族都认为﹐这是他们老祖宗的智慧﹐为了保护村寨上方的水土所创造的信仰。由此信仰亦可见﹐村寨经常受到泥石流的威胁。此回在强震之后又遭豪雨﹐各沟高半山村寨的安全勘忧。

以个别地区来说﹐茂县分散在各深沟中的村寨最多﹐灾情最不易得知﹐村寨位置高﹐救灾也最困难。离震央较近的茂县黑虎沟﹑三龙沟﹑赤不苏﹐汶川的龙溪沟﹐理县的蒲溪沟等﹐原来大多是本地最穷困的地方﹐村寨多在相当高的地方﹐救灾不易。岷江右岸的永和沟﹑水磨坪﹑雁门等地村寨离河谷较近﹔相对于左岸的高山村寨来说﹐本地村寨人口较多。村寨居民有储存粮食﹑木材﹑猪膘的习惯﹐受困短时间内不致断粮。但山区医疗几乎全无﹐地震及土石流带来的灾害应很严重﹐伤者与遇难者急需外界医疗援助。大陆近年来的手机基地台几乎无所不在﹔这些偏远地区也不例外。尽快让手机讯号畅通﹐或空投无线通讯设备进入山区﹐让山间村寨的灾情得以传出﹐是目前最迫切的事。目前救灾循岷江由南往北进入羌区﹐自然是为了抢救人口众多﹑受创严重的城镇居民。但沿着河谷的路易坍方﹐在灾后极不易开通﹐ 开通后也不易稳定。因此在茂县﹑汶川县城附近或南星﹑雁门等有开阔废农地的地方开辟直升机停机坪﹐建立起人员物资的运驳站﹐是非常急迫的事。

几个山中县城﹑小镇﹑街市﹐如汶川﹑茂县﹑北川等县城﹐以及映秀﹑绵箎﹑南星﹑土门等镇集﹐都是人口较稠密的地区。钢筋水泥的三至六层的建筑在此最普遍﹔ 台湾9·21大地震的经验是﹐这些房子最不耐震。由于人口较密﹐又常沿山坡建筑或挖开山壁来建屋﹐因此在地震中人员伤亡最为严重。
震央所在的映秀﹑三江口﹑草坡等地﹐目前音讯全无﹐情况更让人担心。这儿过去是汉﹑藏﹑羌三种民族混居的地方。明代来自宝兴的瓦寺土司﹐在汶川与三江口之间建立了几个村寨﹐统治当地羌民。后来由于汉化﹐这儿大多成了汉人之区﹐只有草坡﹑耿达等地部分村寨居民成为藏族。这一带我未作过调查﹐状况不熟悉。

茂县之西的北川﹐属湔江流域﹐与岷江流域的羌族地区以大山(土地岭梁子)相隔。此地属绵阳地区﹐本地山间居民在历史记载上也是 “羌人”﹔吐蕃王国曾扩张至本地北方边缘﹐因此过去也有人自称藏族。无论如何﹐在清代民国时本地民众深度汉化。1980年代以来﹐本地人才逐步恢复其羌族认同﹔目前本地羌族人口占总人口的40%有余﹐因此前些年北川成立为羌族自治县。对此居功阙伟的北川民宗局长王泽元是我的老友﹐在北川成为羌族自治县前因车祸下半身瘫痪﹐目前我仍不知他的讯息。本地山势较缓﹐可开发的山地较多﹐明清以来有大量汉人到本地开荒。因此﹐究竟谁是羌人﹑谁是汉人﹐在此是相当模糊的。本地村落农舍多为传统汉式﹐或已改建为水泥房子﹐因此已非 “寨子” 而为村落﹔村落房屋也非聚在一起﹐而是有些分散。湔江在北川有四条主要支流﹐皆由北南流汇入湔江﹐它们是﹐青片河﹑白草河﹑白泥河﹑都贯河。这四条支流﹐ 愈往上游去﹐山地愈狭陡﹐羌族愈多﹐当地居民的生活也愈困难。近年来北川几度闹水灾﹐这几条河的上游都是泥石流易发的地区。由于接近汉区﹐开发早﹐本地山间村落人口远较汶川﹑茂县等地稠密﹐山坡被耕地破坏较深﹐汉式的农舍可能较不耐震﹔这些因素都使得北川山间村落受灾严重﹐亟待迅速援救。县城曲山镇原来很狭闭的小镇﹐后来是在与山争地下才扩建成当今规模﹔此是否与受灾严重有关﹐则有待专家考察。

羌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人口约只有30余万﹐分布在川西阿坝州的松潘﹑茂县﹑汶川﹑理县及北川等县﹔因此几乎所有羌族聚居的村寨﹑城镇都在灾区之内。这样一个 “少数民族”﹐在中国民族关系中意义却很大。他们是汉人历史记忆中 “氐羌系民族” 的古老核心与今日孓遗。“氐羌系民族” 的活动地区﹐据中国历史文献记载﹐由今日青海东部沿青藏高原的东缘﹐直到云南西北部。由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国的东向扩张﹐本地区也曾进入吐蕃之势力范围。因此这一地区在古藏文书记载中又是 “康” 或 “朵﹑康”﹐是古吐蕃原人六族中的边缘族群所居的地方。也就是说﹐青藏高原东缘高山纵谷地区(今常称藏彝走廊)的人群﹐在汉﹑藏眼中都是 “我族” 的一部分﹔羌族与邻近过去被称作西番的藏族﹐是汉﹑藏的共同 “兄弟”。这些山间的河谷﹐在历史上又常是许多逃难的川西汉人与藏南河谷藏人的庇护所﹐因而在此地带上各个族群之血缘﹑文化都混合着汉﹑藏与本地因素。我关于此的一本书《羌在汉藏之间》﹐其主旨便在说明汉藏之间有一共同的﹑模糊的边缘。

前不久的西藏事件过后﹐大家关心中国与达赖所代表的团体谈判可能障碍是 “大西藏主义”﹔所谓 “大西藏主义”﹐主要便是把青藏高原东缘及附近地区﹑人群(包括大多数氐羌系民族)纳入高度自治的西藏内。“边缘” 可作为双方争夺的对象﹐也可作为联系﹑沟通双方的桥梁。希望在此地震的救灾中﹐各界都多思考此救灾在中国历史与民族现实上的巨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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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来说说“时事”

最近关于奥运、关于西藏、关于外国的新闻真是不少,大家都在说,什么样的意见都有啊!我也想说说了!

反对北京奥运的,我都不喜欢,不支持,憎恶之 !

对于西藏问题,我想我们都不可偏听偏信,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了解具体情况、不了解事实、不了解中国文化、不了解西藏的宗教、文化和传统的人都应该注意加强了解,不要武断的做出自己的判断!这个问题我想我们中国,上至政府,下至普通民众都应该好好反思,民族、宗教问题都不是一个可以忽视、可以简单处理的问题!要加强理解,要相互包容!

对于西方媒体,之前我也是比较“偏信”他们的。感觉来自外部的声音,也许“旁观者”清吧!因为他们所宣扬的“客观”、“独立”和“自由”是我比较喜欢的!我想新闻还是要这样的。但这次他们的表现让我对他们的标榜也不敢很相信了!这个世界要了解事情的真相实在需要太多智慧了!

对于外国政府和组织,他们是“外人”,不要天真的希望他们会“为我们着想”,在外交问题上,这个世界都奉行“利益至上”!他们都在“算计”着中国,希望从中国身上“牟利”,对于西方的民众他们也是不了解“真实”的中国,他们其实和我们差不多的,也是一些不了解真相的人!对他们也不要过于“大惊小怪”!

我总感觉,我们不是过于崇洋,就是过于排外,希望有更多“理想的声音”来引领舆论!

为了我们的祖国,我们要团结,我们要努力,我们要有自己的思考!

祖国需要智慧的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