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艳阳天

又是一个久违的艳阳天,在成都,阴雨连绵了两三个星期了,此时此地,艳阳天绝对是一个稀罕的东西。

我是一个北方人,习惯于秋冬的天高云淡,晴空万里。来到成都这个“鬼地方”,十月份难得见到太阳。小雨总是下不停。那真是一个不习惯!虽然这已经是我来成都的第二个年头了,我还是对北方的天气念念不忘,对成都的天气总是非常不爽。

今天这个艳阳天,让我有一种在异乡见到“亲朋好友”的感觉,还好我还没有两眼泪汪汪。

天气好,心情就好,中午就在宿舍好好搞搞卫生,上午已经把被子给拿出去晒了,晚上可以舒舒服服的睡了!

艳阳天,记得常来成都看看我!

宋代山東人物傳記(四):王彥超

四庫本 山東通志 卷二十八之二

王彥超

臨清人,仕周至永興、鳳翔節度使。太祖即位,加中書令,復為二鎮節度使,因入朝侍宴,奏請歸里,許之。彥超性溫和恭謹,能禮賢下士,及告歸,居處服用咸尊檢約。每戒子曰:吾累為統帥,戮人多矣,恐無陰德及後,爾曹當勉為善以自庇,卒賜尚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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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標點的,有什么錯誤,方家指點!日后還會陸續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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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一下資料,豐富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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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彦超 百度百科詞條

王彦超(914~986) 北宋大臣。今临清人。少时从军,隶后唐魏王李继岌麾下,随继岌攻蜀,李嗣源兵变,继岌被杀于渭南(今属陕西),彦超入凤翔重云山,投晖道人为徒。后晋时,官至殿前散指挥都虞侯、蒙州(今广西蒙山南)刺史。后汉时,为岳州(今湖南岳阳)防御使兼护圣左厢都校,又出为复州(今湖北天门西北)防御使。后周建立,为武宁军节度使,北汉主刘崇来犯,彦超与枢密使王峻率军战于晋州(今山西临汾),以骑兵进击,获全胜,授建雄军节度使,追击刘崇,直抵霍邑(今山西霍县),改河阳三城节度使,移镇河中(今山西永济西)。显德元年(954),加同平章事,刘崇南犯,彦超领兵击退之,并攻占汾州(今山西汾阳)、石州(今山西离石),改忠武军节度使,加官侍中。周世宗征淮南,彦超败淮南军2000于寿州(今安徽寿县)城下。还军,改京兆(今陕西西安)尹、永兴军节度使。显德六年(959)夏,移镇凤翔(今属陕西),周恭帝即位,加检校太师、西北缘边副都部署。北宋建立后,加中书令,还朝。太祖与彦超同仕于后汉,彦超官复州,太祖往投,彦超不纳。建隆二年(961)三月,太祖自明德门至作坊宴射,“酒酣,谓彦超曰:‘卿曩在复州,朕往依卿,卿何不纳我?’彦超降阶顿首曰:‘当时臣一刺史耳!勺水岂能容神龙乎!使臣纳陛下,陛下安有今日?’上大笑而罢。”不久,复为永兴军节度使。乾德二年(964)复镇凤翔。三年(965)父卒。开宝元年(969)守制期满复官。二年(970)十月,彦超改为右金吾卫上将军判街杖事。

官宦子弟
王彦超父王重霸,字定大,唐末跟随黄巢起义,后又归附于唐,授通奉大夫。907年,唐亡,朱温在汴州(今开封)称帝,改朝换代为梁,史称后梁。基时,王重霸官居太子少傅,加尚书,后以光禄卿致仕。

后梁乾化四年(914),王彦超出生于大名府临清。因从小受到家庭的影响,自幼就胸怀大志,器度不凡,制行卓越,时以匡济天下为已任。

后梁龙德三年(923)四月二十五日,晋王李存勖(xu)在魏州称帝,国号大唐,史称后唐,建无同光,是为后唐庄宗。同年十月九日,后梁亡。

同光三年(925),庄宗派基第三子魏王李继岌为都统,兴旺同自洛阳出发,西征蜀国。时王彦超年仅12岁,就随军征战了。李继岌只用了75天时间就平定了蜀国。第二年班师回朝至浃西渭南时,不料部将李嗣源谋反,庄宗被流矢所中而身亡。李嗣源即位,改元天成,史称后唐明宗。此时李继岌成了无国可投的流亡者。他的亲信皆置主帅于不顾而四散逃命去了,唯王彦超始终紧跟不离,直至李继岌遇害。

面对残酷的现实,少年王彦超看破红尘,萌生了出家之念,遂到陕西凤翔县重云山拜晖道人为师,出家修行。晖道人觉得王超并非凡夫俗子,就对王彦超说:“你是富贵之人,怎么能屈居于此呢?”于是赠送银两衣帛劝王彦超还俗离山。王彦超深感晖道人的真心善意,不久即还俗,流落到当时相对安定的吴越(今浙江省一带),投靠在吴越王钱镠麾下为官。

戎马生涯

吴越的创立者钱镠,唐末为杭州(今杭州)刺史董昌的部将,乾宁二年(895)二月,董昌以威海军节度使据越州(今绍兴)称帝,国号罗平。六月,唐以钱镠为彭城郡王、浙东招讨使讨伐董昌。次年五月,董昌兵败被俘后自杀,钱谬遂据有两浙。天复二年(902)进封越王,天佑元年(904)改封吴王。后梁建立后,钱镠称臣,受后梁封为吴越国王,正式建国,以杭州为首府。

后唐长兴三年(932),钱镠死,子钱元瓘嗣位,遵遗命去国仪,自列为后唐藩镇,被后唐任为节度使,封吴越王。后晋天福二年(937)受封为吴越国王。此后新王嗣位,照例名义上自降为节度使列为藩镇,随即受封为吴越国王。后晋高祖石敬瑭见王彦超为人正直忠贞,在出兵讨伐陕西时,召至帐下,委以军机大权。天福初,王彦超官迁奉德军校,转殿前散指挥都虞侯,领蒙州刺史,再转岳州防御使兼护圣左厢都校。后汉中,被封为复州(今湖北仙桃市)防御使。

后周时期,是王彦超大显身手,建立丰功伟绩的辉煌时期,他随太祖郭威南征北战,为后周的建立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广顺元年(951)正月,玉彦超率兵攻克徐州,为武宁(徐州)军节度使。八月,移晋州节度使。拒北汉入侵,授为晋绛行营马军都虞侯。

广顺二年(952)十月,改任河阳三城(今河南孟县)节度使。

广顺三年(953)闰正月,加检校太尉。四月,由河阳三城移镇河中(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改河中节度使。

显德元年(954),后周太祖郭威驾崩,柴荣即位,史称世宗。同年正月,王彦超加同平章事。

北汉主刘崇认为后周太祖新死,是攻灭后周的最好时机,就请援兵于辽,辽汉联军南下进逼潞州(今山西长治),后周世宗柴荣亲征,河中节度使王彦超从晋州起兵响应击敌东面。柴荣令王彦超会同陕府节度使韩通引兵人阴地关,与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合军西进首攻汾州城。王彦超与符彦卿二军合攻锐不可当,北汉守军皆已惧怕,无心恋战,眼看城池攻破在即。然而王彦超却下令停攻,部将不解都来谏阻,认为胜利在望,岂可停止不攻。王彦超道:“大兵压境,孤立无援,加上我军士卒精锐,以一挡十,破城只是朝夕之间的事。遣军强攻,死伤必多。何必不少待一二日,令他归降为好?”众人听后,心悦诚服。乃收兵人营,只遣部吏入城投书,谕令速降。果然北汉汾州防御使董希颜从命,开城相迎,成为古代军事史上以谋取胜的一段佳话。

四月,王彦超收复石州(今山西离石),擒获北汉刺史安彦进,斩其于太原城下。七月,王彦超改忠武军节度使。移镇许州(今河南许昌),加兼侍中。

显德二年(955)三月,王彦超累官行营马步左厢都排阵使,他筑垒于李晏口,屯兵戍守,击退了契丹的入侵,保住了一方安宁。同年十一月,王彦超升为前军行营副部署。后周世宗派李彀、王彦超率军进攻南唐。十二月,王彦超破南唐援军于寿州(今安徽寿县)城下。次年王彦超改任永兴军(今陕西西安)节度使。显德六年(959)六月,原凤翔节度使李晖卒,王彦超改任凤翔(今陕西风翔县)节度使。显德七年(960),恭帝接位,加王彦超检校太师,西面缘边副部署。王彦超自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首任凤翔节度使,至宋开宝二年(969)离任入京,在凤翔为官整整十年。风翔在唐时就有西京之称,是军事要地。王彦超在凤翔任职期间,不仅防党项、西夏入侵,保卫了西北方的安宁,也为百姓办了许多有益的事情。据《中国通史简编》载,王彦超曾率军兴修水利,造福于民。同时,于宋初任节度使期间,王彦超在凤翔城内建了一座真兴寺,寺阁宏伟壮观,高30丈。现在这座寺已被列为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进行了重修,使古老的真兴寺重展昔日雄风。

谦谦君子

960年春,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夺得天下。王彦超仍留任凤翔,任节度使并加中书令。为维持其赵氏政权,避免重蹈五代灭亡之覆辙,赵匡胤接受了枢密使赵普的建议,采取劝谕和胁逼并用手段,迫使武将们主动交出兵权。

开宝二年(969),宋太祖召凤翔节度使王彦超、安远军节度使武行德,护国军节度使郭从义、定国军节度使白重赞、保大军节度使杨廷璋等同时入朝,在皇宫后苑设宴。席间宋太祖举着酒杯对赴宴的各位节度使说:“卿等均国家旧臣,随朕鞍前马后,南征北战,戎马倥偬,至今尚无休养安乐的时候,这实非肤礼待贤臣的本意。”王彦超马上听出了赵匡胤的弦外之音,领会了皇上的意图,即离席跪奏道:“臣素来功微,承蒙恩宠。现年事已高,望能恩准我告老还乡。”宋太祖也马上离席亲自扶起且嘉慰道:“卿可谓谦谦君子矣。”然而武行德等人却不明白皇上的用意,历陈平昔战功及履历艰辛。宋太祖听了冷笑道:“这是以前的事,不值得再提了。”次日,宋太祖下诏,撤消了主要将领的职务,接着又收回了武行德等人的兵权,使节度使这个从八世纪中叶以来炙手可热的官职终于退出了政治舞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典故。惟王彦超主动交出兵权乞归田园之举,深为宋太祖的赏识,反而留镇如故。

不久,王彦超奉命入朝授右金吾卫上将军。太平兴国六年(981),封颁国公。

不纳太祖

王彦超与宋太祖赵匡胤之间还曾流传有一段轶事。在五代后汉时,赵匡胤还是一个无业游民。为了闯天下,赵匡胤来到复州(今湖北省沔阳县西北),想投靠时任复州防御使的王彦超。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与王彦超是同僚好友,并同任过岳州(今湖北孝感县)防御使。因此赵匡胤想通过这层关系,得到王彦超的重用和提拔。然而王彦超却没有收留他,只是给了十贯钱,打发赵匡胤走了。赵匡胤离开复州到了随州(今湖北随县),投靠随州刺使董京本,董收留了赵。

赵匡胤黄袍加身,做了皇帝后。始终念念不忘这段不尽人意的往事。一次,宋太祖与王彦超设宴围猎,在酒酣时道:“联昔日来复州投卿,卿因何不纳?”王彦超听了立即降阶顿首道:“浅水岂能藏神龙耶,当日陛下不留滞于小郡实乃天意也!”宋太祖听完哈哈大笑,也就不再追究过去之事了。

王彦超在军事上是一个统帅,在政治上则垂戒后裔,勉为善事以自庇。平时为人温谨,他对所镇之地均竭力安抚百姓;对士兵也十分和蔼可亲,能“礼贤下士”,从不盛气凌人;对待家人则很严格,平时要求子孙自己动手,尽量不雇佣人。

他虽入京做了右金吾卫上将军,可谓位高权重。但看到一大批昔日有功之臣削职为民,深感京城决非久留之地,早在致仕前他就谋划着外迁之事。一方面他自己向皇上一再奏请卸任,要求致仕;另一方面遣子出外寻找安身之地。太平兴国八年(983),王彦超以右金吾卫上将军禄加太子太师致仕,即举家南下经吴越会稽到义乌定居。雍熙三年(986),王彦超与世长逝,享年73岁。赠尚书令。

为纪念王彦超,1990年10月,经义乌市有关部门批准,在塔山乡石壁将军殿为王彦超塑像纪念,并勒刻碑文,供后人世代瞻仰。’

 

[转载]岳石文化与平度

岳石文化与平度

李树

岳石文化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考古的重要发现,按照国际惯例,以首次发现的遗址所在地的小地名--山东平度东岳石(村)命名。岳石文化是山东省境内继“龙山文化”(1930年在章丘龙山发现)、“大汶口文化”(1959年在宁阳大汶口发现)两种最重要的考古“文化”之后的又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考古发现。

此前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虽然已对“海岱地区”(包括山东省及苏北的徐淮一带)的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系统,即公元前4500年到公元前2000年期间的社会面貌有了相当明确的认识,但对大汶口文化之前和龙山文化以后的情况所知仍然不多。七十年代,“北辛文化”(滕县北辛村)的发现和研究,为探索大汶口文化之前的历史,打开了通道,岳石文化的发现和研究,则对了解和认识山东龙山文化以后的海岱地区尤其是胶东半岛地区的文化面貌,开辟了新的途径。由于岳石文化的历史年代(经C—14测定为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600年)与中国古代典籍记载的夏代基本一致,其时的海岱地区在古代典籍中只被笼统地称为“东夷”而少具体史料,所以岳石文化的发现,不仅“填补了山东龙山文化和商文化之间的空隙”(1),而且“翻开了夏代东方考古文化研究和夷夏关系研究的新篇章”(2)。

岳石文化最先发现于平度,极大地提高了平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知名度,可以说,岳石文化是平度的骄傲。平度,应该进一步地了解岳石文化,宣传岳石文化。本文仅就考古学界对岳石文化的研究做简要介绍,并对岳石文化与平度,做一点粗浅的解说。

一、岳石文化的发现及其命名

第一个岳石文化遗址在平度城北25公里大泽山西麓的东岳石村东,原在岳石河(今称淄阳河,旧县志作药石河)北岸,现位于淄阳水库(俗称岳石水库)东北隅。最初是1959年秋冬修淄阳水库时发现的,其时人们缺少考古常识,只重视上层出土的一些战国墓葬中的铜器,而遗址下层里的许多陶器等却遭毁坏。到1960年夏,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山东考古队对遗址残余部分进行了科学的发掘,仍然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1962年第10期的《考古》杂志发表了《山东平度东岳石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与战国墓》的考古发掘报告,首次公布了岳石遗址出土文物,介绍了“一群前所不见、有别于龙山文化的典型品”(3),揭示了其有别于龙山文化的显明特点。但因当时尚未发现另外的同类遗址,资料尚不完备,所以暂时只能把它归于龙山文化的一个类型。

岳石遗址发掘报告的公布,开始引起了考古学界的重视。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在山东各地陆续发现并发掘了和岳石遗址属于同一类型的许多遗址,尤其牟平照格庄的发掘(4),泗水尹家城的前后共四次发掘(5),出土文物极为丰富,经考古学界深入研究,自1979年就有学者提出将岳石类型独立为晚于龙山文化的另一种“文化”的主张,到1981年,严文明先生正式提出“继龙山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在鲁中南不甚清楚,在胶东则是以平度东岳石遗址为代表的一类遗存,不妨称之为岳石文化”(6)。此后,泗水尹家城遗址的第二、三、四期的连续发掘,获得了更丰富的文物,更证实了典型的龙山文化之上叠压着很厚的岳石文化层,而所有岳石类型的文物经C—14检测证明时间的一致,以及对岳石出土文物与龙山出土文物的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进一步分析研究,都使考古学界的认识趋向统一,到80年代中期,岳石文化是上承山东龙山文化的又一种考古“文化”,便成了考古学界的共识。

现在,在海岱地区尤其胶东半岛上已经发现的岳石文化遗址已达四五百处。不过,从东岳石遗址出土,至今毕竟不过40年,许多具体问题尚待进一步地探讨,有待于新资料的继续充实和研究的更加深入(7)。因为关于岳石文化时期的东夷族与其同时代的中原夏王朝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古籍中记载甚少,所以深入地研究岳石文化,必将有助于解开夏王朝的许多历史之迷。

二、岳石文化的基本特征

考古学范畴内的“文化”,(主要用于尚无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是指同一历史时期内的多处遗址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而同一类型品如用具及其制造技艺等,则体现为同一种“文化”的主要特征。据考古学界的研究,已知岳石文化的主要特征有:

岳石文化的泥质陶主要为灰陶和黑陶。与龙山最大的差异是岳石陶器的胎壁厚而火候较高,龙山文化最具特色的蛋壳陶和常见的典型器物“鬶”在岳石文化里消失了。岳石文化则出现了子母口三足罐和舟形器等龙山文化不见的新型陶器;岳石文化里最常见的袋足肥大的“素面甗”与龙山后期开始出现的“甗”,其形制也很不相同。上述岳石文化陶器的情况,证明了岳石文化是上承山东龙山文化而发展起来的海岱地区的一种重要的“文化”。

岳石文化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在泥质陶器上施加彩绘(有红单彩和红黄白多彩)而成“彩绘陶”,这是前所不见的。虽然“彩绘陶”的烧制技术并不比“彩陶”的烧制难,但是“从文化史的角度考察,彩绘陶的出现大致晚于彩陶,而具有更深刻的历史意义”。因为“具有实用功能的陶、石器,一旦被施以彩绘,就失去了实用性,而变为礼仪用具--礼器”(8)。这是社会发展进步了的具体反映。

岳石文化的石器形态的变化,主要是由先前的圆形钻孔发展为或单或双的方形凿孔的石器农具的出现,这种新的石器农具,标志着农业生产工具的进步和生产能力的提高(9)。

岳石文化中出现了青铜器(照格庄和尹家城都有发现)。有论者认为这是石器农具得以发生突破性进步(用青铜器凿孔代替了以前的以石钻孔)的重要原因。而且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岳石文化里没有了龙山文化中那种技艺高超但纯属装饰和祭祀用的而非日常用具的“蛋壳陶”,因为“在新石器时代,制陶业既是基本的又是尖端的社会生产部门,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陶器制造上,礼器及一切显示权贵身份的高级器皿,多仗制陶业提供。而冶铜业一旦出现,制陶业日益屈居次要地位”,所以,“岳石文化泥制陶的轮制技术及烧制火候并不比龙山文化低,但其造型及装饰却较龙山文化逊色”(10)。

三、岳石文化的价值

考古学界对岳石文化的研究仍在深入,岳石文化的重要价值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其价值至少已经有了如下几个方面:

(一)为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多元化,提供了又一个重要的有力证据。

现存中国最早的一些古代文化典籍,主要是由周代史官撰写经由春秋、战国以至汉代人整理或编纂而成的。其影响后世最为广泛深远的如《尚书》、《诗经》、《春秋左氏传》等,所述远古史迹都是以华夏地区(即今黄河中游平原地带的晋、陕、豫一带)的夏、商、周三代为中心,而对其周边的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地区所记甚少,影响所及,便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中华文明起源的一元论几乎成了无可动摇的定论。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即使对于中国传统经学进行了勇敢的挑战,对于中国古代史研究起了重要革命作用的“古史辨派”,也仍然认为直到春秋战国之世,中原地区的七国尽向四边开拓,“于是中原文化所被的地方就广,中原人民移徙到边区的就远,而有方三千里的‘中国’涌现”。这种传统的中原文化中心说、中华文明一元论,直到五十年代,仍在史学界占有统治地位。

早在二十年代,由仰韶文化的发现,形成了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中游和“中国文明西来”说(11);到三、四十年代,因龙山文化的出土,又形成了“仰韶、龙山二元并立”说,并否定了“中华文明西来”说;接着,又确定了龙山文化的年代后于仰韶文化,并明确了龙山文化的分布范围远比仰韶文化广泛。但是由于河南安阳“小屯文化”遗址大量甲骨文字等文物的出土,“小屯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的承接关系又极为密切,致使人们对中华文明源于华夏地区的看法,迄未改变。

其实早在三十年代发现的辽宁赤峰“红山文化”和浙江余杭“良渚文化”,已经为中华文明多元论提供了可靠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考古事业突飞猛进,除了中原地区先后在郑州东南郊发现“二里冈文化”(1952年)和在偃师县发现“二里头文化”(1959年)等属于夏商时代的中原文化外,更在古代的“四夷”地区陆续发现了浙江嘉兴马家浜文化(1959年),山东宁阳“大汶口文化”(1959年),山东平度“岳石文化”(1960年),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1973年)、四川广元“三星堆文化”(1980年)等许多不同于中原文化的古代文化,而有了C—14检测年代法,这些新发现的“文化”的年代,很快就可得到明确的判定,这就越来越明显地动摇了“中华文明一元论”和“中华文明只源于中原”说的根基。到1977年,中国考古学奠基人之一的夏鼐先生便说:“从前一般的看法,多倾向于我国新石器文化起源于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然后向四周传播”,但由于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一带也发现了年代很早的与黄河流域文化类型不同的农业部落遗址,“表明它们有不同的来源与发展过程,是与当地的地理环境适应而产生和发展的一种或一些文化。” (12)对于海岱地区,到八十年代中期夏鼐先生更具体地指出:从北辛文化到大汶口文化,到(山东)龙山文化,再到岳石文化,“山东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自有其演化的序列,与中原地区的和长江下游地区的各不相同”(13)。徐旭生先生在他1985年定稿的《中国古史传说》中,则得出了“华夏、东夷、苗蛮三个集团是秦汉间所称的中国人的三个主要来源”的结论。可以说,包括岳石文化在内的一系列重大的考古发现已经证实,中华文明的形成并非传统所说的“中原地区一元论”,而是由华夏及其周边地区的多元文化长期交汇融合而成的多元一体。毫无疑问,当年创造了并不逊色于中原文化的东夷先民们,非但不是传世古代典籍中所说的愚昧落后,恰恰相反,他们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灿烂的古代中华文明的发展,同样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为深入研究东夷文化和夷夏关系揭开了新篇章。

中国古代史籍中称华夏(中原)地区之外为“四夷”(《周官·毕命》、《礼记·王制》、《后汉书·东夷传》均有此说)。“东方曰夷,被发文身;南方曰蛮,雕题交址;西方曰戎,被发衣皮;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由汉代儒士撰写的《礼记·王制》里这段关于“四夷”的记载,基本上表述了周人对于非华夏人的看法,含有明显的轻蔑之意。经过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占据主导和统治地位长达2000余年之久的影响,便形成了“四夷”愚昧落后,无文化可言的错误观念。在旧时代,自幼受“四书”、“五经”熏陶的胶东半岛人,也都是以华夏嫡传自居,而把实系自己先祖的东夷先民们称为“野蛮”人了。

帮助人们揭开历史帷幕,逐步使古代的东夷文明的真相得以复现,主要得力于考古学的发展。

从历史发展和民族融合来看,“东夷”和其他“三夷”有一个不同的特点;即“蛮、戎、狄”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都有复杂分化,它们之中有的部分被华夏和以后的汉族所同化,如属于“南蛮”的“百越”和属于“北狄”、“西戎”的许多部族;有的部分则演化为今日的少数民族,如现在云南的许多少数民族都是“南蛮”的后裔。唯有古代的东夷,因其特殊的地理境遇(东滨大海),在经过夷夏争雄的辉煌阶段之后,再历商、西周到春秋后期,便和华夏族完全融而为一了。

在中国史学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即有人重视东夷历史的研究,如傅斯年、蒙文通、徐旭生等,都把东夷提到了与华夏等同的高度。考古学的发展,到今天已大体确定了“山东的史前文化,至少从新石器时代起,即从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到(山东)龙山文化的整个时期,都应属于东夷远古文化的系统。”(14)对上承(山东)龙山文化的岳石文化的研究,则已证明了“岳石文化实即夏代时期的东夷文化”。(15)而随着对岳石文化研究的深入,夏代时期东夷人所创造的古代文化的特征(见本文第二部分)及在当时人类历史上的领先成分(如农具的先进、早期的青铜冶炼等),也在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认识。

结合考古研究来认识古代传说与古籍所记夏、商中原王朝与东夷关系的零星资料,也有许多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世界历史进入近代以后,欧洲人建立起他们的“世界文化欧洲中心说”,往往有意或无意地轻视或无视包括古老的中华文明在内的东方文化。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外国史学界仍是根据“小屯文化”(主要是对甲骨文的无可争辩的研究),来确定中华文明始于殷商,而无视中国古籍对夏代的记叙,将夏代放在“史前时期”。这也就成了为什么中国要集中以考古学界为主的多方面的学术力量来完成夏商断代研究的重要原因。于是岳石文化的发现及对它的深入研究,也就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三)为研究海岱地区尤其是胶东半岛一带的古代历史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上古史籍中所记东夷事既少且略。《竹书纪年》有“夷有九种: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尚书·禹贡》有:“岛夷皮服”(《冀州》),“嵎夷既略”、“淮夷蠙珠及鱼”、“莱夷作牧,厥篚檿丝”(以上《青州》)等。《尚书·尧典》有:“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后世学者对这几段简略的文字的解说,纷纭不一,难成定论。不过,认为“莱夷”属今胶东半岛,“嵎夷”属今淄潍流域,则大体成为共识。

《竹书纪年》、《尚书》、《诗经》、《春秋左氏传》、《楚辞·天问》里有一些有关夏商王朝与东夷关系的零星记载,都是以中原为中心的。《竹书纪年》有:“后发即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左传·襄公四年》记载晋国的魏绛叙述夏与东夷事较多:“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夷族首领后羿曾因夏民对夏王太康怨恨,而伐夏,攻取夏都。但是“(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专任寒浞,以致寒浞杀羿而代之。“(寒)浞又恃其馋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其子浇攻灭斟灌,封浇于过;又封其子豷于戈。后来,太康之子少康借有鬲氏之助,攻灭寒浞,夏得复国。这段记载大体上反映了夏代中期夏与东夷势力相互消长的复杂关系。据著名《左传》专家晋代杜预注释,“寒”在今潍坊寒亭,“过”在今莱州过西,“斟”在今寿光,“戈”在今河南东部,“鬲”在今鲁西北平原县。(16)可知夏与东夷这段历史中夷族主要人物主要居住在今淄潍地区和莱州、平度一带。可以设想,如果对这一地区的岳石文化遗址进一步地开展有计划的发掘,则很有可能找到当时夷族聚居的村落以至城郭,那就必将把东夷文化和夷夏关系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史学界和考古学界认为,继岳石文化之后的“海岱地区的历史是商夷斗争、商朝政治势力以压倒优势步步东进的历史,是东夷文化与代表中国古代文明的商文明急速融化的历史”。(17)“到商代晚期,华夏系统的商文化已侵入到东夷文化的腹地”。青州苏埠屯商代大墓的出土可为明证,但是“胶东半岛的文化面貌基本还是东夷的,很少见到商文化的因素”。“在商代,整个胶东都还是东夷天下”(18)。所以有学者认为在胶东,岳石文化的下限当及于商代的中期。而古史记载半岛的莱夷人和他们所建立的莱国,则是在经历了西周王朝,直到春秋中期,才最后被齐国所并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莱夷与齐国的融合过程中和融合以后,齐国的国力迅速增强起来,即齐国的经济繁荣、军事强盛、文化发达,都是与半岛上的最后的东夷文化的融入密不可分的。所以对于半岛地区的岳石文化的深入研究,将会进一步地揭示夏、商以至周代,半岛地区的历史面貌,并进而具体地弄清半岛先民们对于中华古代文明所做出的贡献。

四、岳石文化与平度

与所有的考古“文化”的发现一样,岳石文化之最先在平度东岳石村出土,虽有偶然性,更有其必然性。一种“文化”最早发现的遗址,一般都在该“文化”分布范围的中部地带,而不在其边缘区,现已发现的岳石文化分布区域,也证实了这一点。

东岳石村今属平度市大泽山镇。四十年前未修淄阳水库时,岳石河(古称药石河,今称淄阳河)从村南流过。岳石河源出胶东名山大泽山主峰之阳,汇千峰万壑之水,出大泽山西麓,流经东西长20余里、南北宽三二里不等的平缓河谷地带后,进入平(度)西平原,西入胶莱河。东岳石村恰好座落在丘陵与平原的接合部位。

岳石河流经的大泽山西麓以下的山谷地带,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河北岸山丘连绵,构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形成了一个较其四围地带气候温和雨量适度的小流域气候区域。沿河两岸的冲积土壤,十分肥沃。河流上源及两岸低山,林深草茂,保证了河水常年充盈。现存清初著名诗人赵执信《药石水》诗有句:“葳蕤生幽谷,馥郁滋长川。微风引香远,皎日临波寒”。在这位恃才傲物的名士眼中,这里乃是山川秀异大自然锺灵毓秀的所在。

这种特殊美好的自然条件,不仅使得今天的大泽山区淄阳河畔成了举世闻名的葡萄之乡,而且根据岳石文化的发现,可以断定,早在远古时代,这一段河流沿岸的生态环境就格外优越,气候宜人,河水充足,土质肥美,林丰草茂,鸟兽众多,水族滋繁,正是先民们发展渔猎和农耕的最理想的场所。于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长河里,这种地点也就必定很早就成为先民们选址定居建造聚落的地方,东岳石遗址便很有可能就是距今4000---3500年前平度先民的一个聚落。随着近年来平度西前庄等岳石文化遗址的陆续发现,更证明今天的平度淄阳河流域必定是当年莱夷先民们的一个主要的生息地域。

前已述及,现存古籍中有关夷夏关系的一些重要夷族首领活动的地点寒、过、斟等地,都在距岳石遗址一二百里之内。由此可以推断,在这一地区尤其是今平度西北境一带,很可能存在着非常丰富的岳石文化地下埋藏物。据此,我们也就有充分理由,吁请考古学界今后更加重视对平度境内的考古发掘和研究。

由于东岳石遗址出土的时代背景(1959年冬大跃进时)及其偶然性(修水库时发现而非考古工作者的寻觅所得),当年出土的许多陶器被毁坏,后来遗址的大部被淹入水库;只是遗址最上层的几处战国墓葬中的一些铜器当时曾被收存,也因未得到考古文物部门的及时鉴定和保护,以致后来流失无考。虽然1960年经由中科院考古所山东队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所获仍颇丰富而且极其珍贵,且经研究,认识了它的价值,但其遗址未得完整的保存,在以后的十年浩劫时期,更不可能得到完善的保护。与山东境内的其它著名文化遗址,如三十年代出土的“龙山”,五十年代出土的“大汶口”以及七十年代出土的胶州三里河大汶口文化遗址等相比,东岳石遗址的遭遇是很不幸的。如今,中国考古发现的许多“文化”的第一个遗址,如仰韶、大汶口、龙山、良渚、河姆渡、三星堆、二里头、二里冈、小屯等等,大都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而东岳石遗址现仅为省级,也显然是低了。

所幸自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省、市、县各级政府对岳石遗址的保护,考古学界对岳石文化的研究都日益重视起来。1993年,由社科院山东考古队、青岛市文物局和平度博物馆联合进行了东岳石遗址的第二次科学发掘,出土文物相当可观(发掘报告尚未发表)。近几年来,在青岛地区,平度、即墨、城阳、胶南、莱西等地又陆续发现了十几处岳石文化遗址。凡此,都预示着对岳石文化的研究与认识,即将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而做为保存古代东夷文化时间最久包括今平度在内的胶东半岛地区的先民们对于中国古代文明所作的贡献,则将清晰地显现其历史的本相,从而得到公正合理的评价。(写于199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