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集】山东省博物馆-佛教造像艺术展

山东自古就是中国东方重镇,政治、经济、文化都很发达,佛教也很兴盛。佛教自东汉初年从古印度正式传入中国后,山东就成为佛教的重要活动区域,是中国最早出现佛教图像的地方之一。

山东佛教的快速传播归功于一位著名的僧人——朗公,公元351年,朗公在济南近郊建立了山东现存最早的一座寺院,即现在历城区柳埠神通寺。

此后,山东的寺院和佛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逐渐形成以济南、淄博、青州等城市为主体的佛教信仰中心,同时创造了具有山东特色的佛教造像艺术。不过,山东的佛教艺术一直没有受到世人太多的关注,与“中国东方佛教中心”地位甚不相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山东境内一批批重要的重大考古发现,出土了数量众多的佛教遗像,特别是1996年青州市龙兴寺佛教窖藏坑的发掘,大量造型精美、装饰华丽的北魏佛教造像重见天日,为全国其他地区所罕见,引起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瞩目。

尘封千年的雕塑唤醒了人们对山东古代佛教繁荣的记忆,卓著的佛教艺术成就续写了山东历史文化的又一个辉煌篇章。

山东省博物馆-佛教造像艺术展

山东省博物馆-佛教造像艺术展

山东省博物馆-佛教造像艺术展

山东省博物馆-佛教造像艺术展

山东省佛教遗存分布示意图-山东省博物馆-佛教造像艺术展

山东省博物馆佛教造像艺术展

山东省博物馆佛教造像艺术展

山东省博物馆佛教造像艺术展

山东省博物馆佛教造像艺术展

山东省博物馆佛教造像艺术展

山东省博物馆佛教造像艺术展

菩萨装束-山东省博物馆佛教造像艺术展

山东省博物馆佛教造像艺术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山东佛教遗存重要发现-山东省博物馆佛教造像艺术展

山东省博物馆佛教造像艺术展

飞天-山东省博物馆佛教造像艺术展

山东省博物馆佛教造像艺术展

各种佛像手势-山东省博物馆佛教造像艺术展

追忆王永兴先生

今晚看了这篇纪念文章,王永兴先生的治学态度、教导弟子的方法让我感动,也很受激励和启发,就转载上来吧,推荐给攻读文史专业的同学,共享、共勉!

老一辈的学者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啊!文中提到的学习历史学的很多方法很值得我们借鉴。时代不同了,我们今天尤其缺乏他们的认真、踏实的治学态度。

与天壤同久,共三光永光

——追忆王永兴先生

王宏治

1977年,我如愿考入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我们实际入学的时间是在1978年春季。入学之时,虽打倒 “四人帮”已一年多,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还有待时日。学校开课后用的教材、教案大多仍是“文革”中的东西,比较好一些的则是个别老教师用“文革”前的教案及观点授课,这已经是“思想解放”的先行者了。

应当是1979年的某一天,历史专题选修课忽然来了一位非本校的老先生,消息灵通的同学都很兴奋,说这是陈寅恪的门生王永兴先生,是位大师级的人物,来给我们讲授《隋唐五代经济史》专题课。开始选修此课的学生有不少,我也在其中。王永兴先生授课的方式也与众不同,他上台先在黑板上写满史料,将隋唐的《田令》和《赋役令》从厚重的古籍书上逐条抄下,然后再逐句为我们讲述。其讲解史料若剥笋剖瓜,当史料讲完,其观点结论已自然得出,令我惊诧不已。因为王先生要求选课的学生读许多参考文献,还布置我们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抄录资料,很多同学不适应这种须自己动手、动脑筋的授课方式,渐渐来听课的人越来越少,但剩下的恰是有志于中国史研究的同学。这也正是王先生在课堂上反复鼓励我们的。在此我保留了一份王先生布置我们抄录史料的要求与体例,转录于此(原文为繁体字、竖行),以纪念王先生的授课之恩。

《隋唐五代经济史资料抄录要求与体例》

一、按提纲抄录,务必抄全,不可脱漏。

二、每张纸抄录一条材料。

三、用八开格纸,竖抄,用钢笔,繁体,正楷抄录。

四、材料出处抄在第一行,上端空两格,书名、传记名、志名等不另加括号。如:

宋史卷三二八·蒲宗孟传

王偁:东都事略卷八三·蒲宗孟传

宋会要辑稿六九五七页·一七七册·兵一二·捕贼二

五、抄录材料时,第一行上端空两格。

六、引文首尾加“  ”号,注文加(  )号;原按加〔  〕号。如:

“政和五年正月丙辰,长宁军界夷人卜漏等反,攻梅岭堡,陷之。”〔原按:此据初草,二月三十日,令赵遹指置圣旨追书,须憋考详。〕

七、材料中遇有年代、人名与材料不衔接时应在引文前加上,如:

大观二年正月戊寅,“河东北盗起。”

石公弼“知扬州,群不逞为侠于闾里,有号亡命社。”

八、标点符号完全照二十四史标点本之标点。

从此以后,我作历史研究基本上就是遵循这种方式读书,摘录史料。这是我就读研究生之前对王永兴先生的初步印象。

1981年,我考取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我们这届入学的时间是1982年春节后。记得报到时天气还比较冷,我在历史系办公室办完手续后,王玉梅老师说:“你就是王宏治呀?王永兴老师让你到他家去一趟。”于是我就按地址找到王永兴老师家,当时他还住在建斋的一间据说是由厕所改建的宿舍。因为在师院上过王先生的课,课间休息时我也常向王先生讨教,故双方都不陌生,很快就聊到一起。王先生直接问我打算读哪一段?我们当时考研是按中国历史上半段(隋唐以前) 和下半段(宋以后)分专业,但入学后具体研究方向则根据导师再定。我说我对中国法制史比较感兴趣。王先生说,《唐律》是中国法制史的基础,既然要研究法制史,就必须学好《唐律》,并表示希望我能跟他学。我也就没有再犹豫,当场答应就跟王先生学习隋唐五代史。

1982年的北大历史系的中古史专业,可以说是刚从“文革”阴霾中恢复元气。一批泰斗级的教授重新走上讲坛,其中有邓广铭、周一良、田余庆、张传玺、商鸿奎、许大龄、祝总斌、吴荣曾、张广达、吴宗国等,王永兴先生按时下的话说是作为“引进人才”从山西调入北大的。北大开放的学术氛围使我们不仅可以聆听本系 名师的授课,还可以任意选听自己感兴趣的外系名家的讲座,如我还选修了宿白先生的考古学、汤一介先生的佛教史等。王永兴先生的课理所当然的是我的重头戏。 王先生每学期开两门课,一门隋唐史,一门敦煌学,从来也不重复,所以我三年来共听导师亲授12门课。这可能是现在的研究生不能想象的。

敦煌学对我来说是很陌生的学问,此前我只认为敦煌学与美术等有关,与隋唐史似乎稍远。王先生每次上课,将要讲授的有关敦煌学的文书用油印机印出来,发给我们。这种印刷方式现在已经很少用了。先在钢板上用蜡纸刻版,再用一种胶滚子在油印机上以油墨印制。发到我们手里时还散发着油墨的清香。尽管有油印资料,王先生仍要一丝不苟地将相关史料全部抄写在黑板上,抄完一段,就讲解一番。黑板抄满了,我就主动上前将讲过的部分擦净。三年来,王先生不断地抄写,我就不断地擦拭。王永兴先生就用这种方式,逐字逐行逐句地为我们讲解千年前埋藏在敦煌藏经洞中,面世后又历经沧桑的敦煌文书。他充满激情地讲述着陈寅恪先生的《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他强调陈寅恪先生的名言: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鼓励我们立志于从事敦煌文书学的研究,我们在他的鼓动下也“勉作敦煌学之预流”。王先生讲敦煌学给我留下印象较深的一是“吐鲁番唐永淳元年氾德达飞骑尉告身研究”,二是“敦煌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户籍残卷研究”,三是“敦煌水部式研究”。通过王先生的讲解,我始知,做学问当从识字开始。王先生不厌其烦、不厌其详地为我们讲述古代文书中的字句,有时我只觉得我就是个小学生。对于经历“文革”,没有受到过系统训练的我来说,确实感到受益匪浅,知道学问是怎样做出来的。刚到二年级,王先生又从国家历史档案馆取回一些“吐鲁番文书”,每人按专题分得几页,要求我们“作文书”。我分到几页唐初的馆驿文书,“唐开耀二年宁戎驿长康才艺牒为请追勘遣番不到驿丁事”和“唐开耀二年宁戎驿长康才艺为请处分欠番驿丁事”等(这几件文书1985年后,由文物出版社发表在《吐鲁番出 土文书》第六册上)。

泰山学派与宋代儒学的复兴

北宋景祐二年(1035年),石介在京东路奉符(今山东泰安市)创建泰山书院,并敦清孙复主持书院教学。书院主持和受业门人及支持赞助者组成的学术团体,被称为泰山学派。泰山学派作为一个学术团体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宋代儒学复兴中占据重要地位。

泰山学派推动了疑经学风的形成。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及其经典被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们对经典不敢有什么怀疑, 甚至对经师们所作的注疏也不敢怀疑。如此一来,充满理性精神的儒家学说在汉唐儒者手中便成了僵死的条文。到宋代,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而在这一变化中, 泰山学派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研究儒家经典时,往往抛开前人成说,自寻义理,以自己的思想去理解领会儒家经典,表现出独立的见解。泰山三先生之首孙复以 治《春秋》名世,著《春秋尊王发微》。欧阳修在《孙明复先生墓志铭》中说:“先生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其言简易,得于经之本义为多。” 晁公武评价孙复在《春秋尊王发微》时说:“不取传注”,“其言简而义详”。陈振孙也称赞其“不惑传注,不为曲说,真切简易”。泰山学派的核心人物石介对经 学也很有研究。他认为自韩愈死后数百年,异端肆行,邪说蔓延,各家注疏已严重背离先儒经典,不足为解经的凭据。泰山学派对汉唐注疏的认识,推动了宋代疑经 改经学风的形成,逐渐使汉唐注疏之学转向义理之学。

泰山学派推崇孟子。孟子在宋以前的地位并不高,《孟子》一书并未入经,只能归入“子部”,直到南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才把《孟子》正式列入“经 部”。唐以前,孟子在人们心目中只是一般的儒者,并不能与孔子并提,人们所称的“孔孟之道”是后来的事。在孟子地位的提升过程中,泰山学派发挥了巨大的作 用。孙复在《春秋尊王发微》中,把孟子看作是“道统”链条中继孔子之后的首要环节。他说:“孔子既没,千古之下,攘邪怪之说,夷奇险之行,夹辅我圣人之道 者多矣。而孟子为之首,故其功钜。”(《孙明复小集》)孙复的弟子石介,把孟子抬得更高。石介倡导“道统”,把孟子看作是自孔子之后“道”的承继者。他认 为,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子之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孔子之后,“道”的发展出现断裂,至盂子,始又发扬光大。石介在当时政界及学术界都颇具影 响,以其为核心的泰山学派的尊孟言行直接影响到当时的学术取向。在泰山学派的努力推动下,孟子的思想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孟子的地位也随之越来越高。宋 神宗元丰年间,学统四起,学派纷出,洛学、关学、新学各派都尊崇孟子,《孟子》一书也由“子”入“经”。至南宋时,著名理学家朱熹将《论语》、《孟子》与 《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合编为《四书》,作《四书章句集注》。自此,孟子与孔子得以相提并论,人们遂把孟子的学说与孔子的思想合称为“孔孟之道 ”。

泰山学派以卫道士身份极力排斥佛、道,捍卫儒学的正统地位。佛教传入中国之际,正值两汉经学呈各守门户、固步自封、因循守旧之态,因此没有力量抵抗佛 教的冲击。汉魏以后,佛道势力的膨胀,严重冲击了儒学的地位,也冲击了封建的纲常秩序,以儒家正统思想自居的泰山学派,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他们的排佛、老 斗争。孙复针对佛、老盛行的社会现实,极力倡导“道统”,意在复兴儒学。他在泰山讲学时的居所曰“信道堂”,表示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捍卫孔子之道。面对 佛、老对儒学的冲击,他奋起而作《儒辱》,号召人们对佛道鸣鼓而攻之,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石介在排佛、老方面更为激进,写有《怪说》、《中国论》、 《辨惑》、《读原道》、《尊韩》等文章,抨击佛、道,捍卫儒学。石介排佛、道有两面旗帜,一是先王之道,即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子之道,具体说 就是儒家的伦理道德;二是夷夏之辨,石介把佛、道称为“夷教”、“胡教”,提出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教其教、各礼其礼的解决办法,认为只有这样,才 能维护圣人之道,实现“中国一教”。以孙复、石介为首的泰山学派对佛、老的排斥,捍卫了儒学的正统地位。

泰山学派与理学的形成也很有关系。理学是宋学的主流,其形成是儒学复兴的标志。人们在追溯理学思想渊源时,无不肯定胡瑗、孙复、石介“泰山三先生”的 开山作用。黄震说:“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始,晦庵有‘ 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语。”(《宋元学案·泰山学案》)强调“三先生”在理学中的开创之功,实际上是肯定了泰山学派在理学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宋兴80 年,有志于复兴儒学的知识分子,鉴于晚唐五代以来佛老之学凌驾于儒学之上的社会状况,为重建文化秩序和社会秩序奔走呼号。他们一反汉唐注疏之学的死板和僵 化,力倡恢复先秦儒家的干政职能,讲学授徒,对改变视教育为利禄之途的教育体制发挥了重大作用。孙复、石介等人创建的泰山书院,在这方面尤为突出。全祖望 说:“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安定沉潜,泰山高明;安定笃实,泰山刚健;各得其性禀之所近。要其力肩斯道之传,则一 也。”(《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胡瑗、孙复、石介等崛起于泰山,他们努力探索弘扬光大儒学的途径,认为要理解经旨,必须从探求义理入手,不拘前人之学, 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强调探求儒家经典的宏旨大义,即人们常说的“理”或“理达”。泰山学派躬身力行的实践和探索,实际上是开“义理之学”之先河。

http://www.infobase.gov.cn/history/songtoqing/200708/article_18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