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情与敬意——读钱穆先生《国史大纲》

这是钱穆先生在本书的引论前“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中特别强调的。看惯了不疼不痒的内容简介或是满口谀词的序跋,钱穆先生的这篇引论很是令人耳目一新--请恕小子唠叨,把这信念逐条列将出来(有删节。落笔前下定决心控制在1000字以内,别人的东西占这么多篇幅,心疼):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的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删去了前三条小字的作者自注,仅留下最后一条做靶子。内容且不论,这环环相扣的风格颇有些做证明题的架势,符合我等民科的胃口,忍不住要添一个Q.E.D.

闲话少说,书归正传。钱穆先生这“信念”一方面是学者的自负,另一方面似乎也有些负气的意味在里面。彼时中国内忧外困,五四以来疑古、西化的风潮日甚一日,这也是中国人对中华文明自信力最低的时候。这篇引论(原文两万余字)先于原书发表,在学界自然也引起了轩然大波。对此,钱穆先生的回应是:“…说到毁誉不如取王荆公《与杜醇书》一读。”(“夫谤与誉,非君子所恤也,适于义而已矣。不适于义而唯谤之恤,是薄世终无君子也,唯先生图之。”)。

对本书作全面的评价,既非小子学力所逮,也非关本文主旨。因此,选个讨巧的方式,罗列些自认为书中有趣的雪泥鸿爪,其余的留待读者自己验证。

1.三代起源于不同的部落,与后世的朝代更替有所不同,文化上也不是一脉相承;大抵夏位于中原,殷起于东方,周居于西方。

2.春秋之时华夷杂居,旧说北狄、西戎、东夷、南蛮居四方,诸夏据中原,殊不可信。所谓华夷之辨乃耕稼城郭与游牧部落之分别。

3.封建兴起于周,瓦解于战国、秦,秦为中国政治制度初创、学术思想倾向奠定之期。汉室为中国平民政府之初创。

4.老子晚于孔子,谓孔子求教于老子乃好事者臆造;老子尚反智,为战国时之反动思想。(钱穆先生成名于《先秦诸子系年》,此说当非虚妄)

5.中央政府的演变是由皇帝之私臣而国家之“公臣”的过程。三公权重,皇帝又遣私臣加以制衡;所谓侍中、尚书者,皇帝之近臣耳。(孝武最谙此术。皇权与相权之争,可参看《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6.自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

7.唐室以胡人带兵,遂有安史之乱。肃、代之后,政府仰仗东南财赋,中国之经济中心转为长江以南。

8.宋代中央集权,地方无事;冗兵冗吏使中央积贫积弱。王荆公与司马温公之争,背后有南方读书人与洛、蜀、朔君子的差异。

9.创行省制乃元人分区宰割之私意。洪武废相使中国传统政治更趋恶化。

10.元、清为部族政权;清之中央集权甚于历朝。

另:本书是繁体竖排,小注、参考资料都以小字混排入正文中间。以在下的阅读体验而言,这的确比最后列一堆参考文献舒服些,而且渐渐喜欢上了这种方式--也算是对传统治学方法的一点“温情与敬意”吧。

原文地址:http://www.douban.com/review/1000598/

 

国史大纲

  • 作者: 钱穆
  • 副标题: 修订本全两册
  • isbn: 7100017661
  • 书名: 国史大纲
  • 页数: 914
  • 定价: 45.00
  •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 装帧: 平装
  • 出版年: 1996-06
  • 又名: 国史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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